从1998年住房货币化的开始,到2002年“招拍挂”制度的实施,土地财政已内生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类似于国外的“资源诅咒”假说“资源禀赋——经济增长依赖”的模式固化于其体制,同样的,作为中国转轨中体制转轨和发展转轨错位生成的“土地财政——经济增长”模式也已成为经济发展依赖的主要路径。其当下危害与潜在风险日益凸显,不仅对传统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经济增长”模式不断挤压,亦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产生扭曲,甚至可能影响到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推进。这些危害或风险从本届政府大规模的改革特征中也能窥出一二:其一,具有“重新启动”中国改革进程的意蕴,这意味着过去十多年的改革其实处于停滞甚至部分倒退的状态;其二,具有十分明显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特征,这又意味着一度行之有效的中国改革由地方创新带来的自下而上的经验反馈特点消失了;其三,这场改革恰又伴随着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呈现出异常的复杂性,这说明了原有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进一步的观察不难发现,市场化改革的停滞并未带来经济的衰退,但是在各级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以及由此直接或间接带来的投资驱动下,本世纪初的十年恰恰是中国经济增速最快的十年。由此,是否是因为土地财政的兴起阻滞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受“资源诅咒”假说原理的启示,土地财政是否也扮演着相似于自然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阻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亦即,本文试图梳理土地财政与市场化改革的关系来求证是否存在另一种类型亦或变相的“资源诅咒”。考虑到,政府或决策者的改革动机亦是渐进式改革推进机制的关键一环,那么,愈演愈烈的土地财政又对改革的动机产生何种影响?这也是本文尝试探求的。基于此,本文首先提炼出一个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推进机制的假说,作为理解政府或者改革决策者的动机与行为原则,从而理解中国改革推进机制的关键。其次,以此为分析框架,阐述土地财政阻滞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内在逻辑。接着,运用1999—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静态与动态面板模型上分别考察了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张对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同时,鉴于政府或决策者的改革动机亦是渐进式改革推进机制的关键环节,我们首先在Perez-Sebastian and Raveh(2016)模型基础上进行拓展,描述改革动机缺失的过程,分析土地财政是如何影响政府行为,进而影响政府的改革动机的可能;然后,辅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一步地深入分析愈演愈烈的土地财政对政府的改革动机所产生的影响。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在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张对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影响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利用固定效应、DIF-GMM和SYS-GMM模型估计显示,土地财政与市场化改革之间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土地财政每增加一单位,市场化改革进程平均降低0.45个百分点;采用土地财政依赖度替代土地财政,用同样的方法估计得出,土地财政依赖度每上升1%,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平均下降0.36%,回归结果依然一致;通过构建财政分权和土地财政的交互项,经克服内生性的DIF-GMM与SYS-GMM模型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也存在影响,财政分权通过土地财政这一中介而对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产生阻碍,这种中介效应的平均影响程度为0.25%,在控制了影响市场化改革的多种因素后,估计结果依旧稳健。本文的研究为市场化改革停滞原因的探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上述分析结果同当前的经济现实以及政府的行为逻辑(土地财政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了不用依靠市场化改革也能够维持经济增长的条件)也是相符的。在目前的“土地财政模式”下,土地财政的兴起使得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来源对市场化改革的依赖减少,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缺乏推进改革的激励与压力,改革被拖延。亦即,论证了土地财政为“变相的资源诅咒”。第二,以“土地财政—政府行为—改革动机”为分析框架下的实证研究中,基于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张对地方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大其又恶化了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为使研究结论更具稳健性,本文通过克服内生性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对“土地财政—政府行为—改革动机”再次估计,同样发现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对政府改革动机产生显著了影响,随着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增加及政府寻租行为的恶化,使得政府的改革的动机逐渐缺失。采用替换变量用上述方法对模型重新考察,研究结果依然一致,亦即,土地财政规模的膨胀使得政府的改革动机逐渐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