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大瘟疫的流行往往对社会变迁、文化艺术、宗教和一个族群的基本哲学观念与精神世界有重大影响,它将传染病的存在与对死亡的恐惧悬置于脆弱不安的生命之上,铭刻在人类的历史与记忆当中。本研究就是通过书写一部历时性的民族志,使用医学人类学的视角和理论,来展示在民国时期的大理地区,人们在1942年大瘟疫流行期间的生活状况,以及各种不同的治疗技术。通过历史的凝视,观察和探索人们如何应对瘟疫和寻找治疗的方法,便可以总结出一个以“治疗”为核心的社会体系,这一社会体系中包含了种种复杂交织的“医学知识”、“医学哲学”与“医学力量”,从传统医学、传教医学到国民政府主导推进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以及本土信仰、仪式与民俗活动当中的“文化治疗”,都包含在内,共同构成了一个地方社会的“免疫系统”。因此,对官方防疫策略、体制与民间治疗中的不同力量的互动进行分析,就可以从中看到,医学在政府治理、殖民、宗教、少数民族文化这些不同体系当中的不同样态,而它们在同一个疫病所造成的“社会实验室”中同时发挥作用,各展身手,或互相冲撞。可以说,存在一种以“治疗”、“治愈”作为目的的社会文化模式,其中,社会文化和历史叙事都具有“叙事医学”的作用。在关于瘟疫的历史中关注人们如何治疗的文化实践,就是探索人类在废墟世界生活的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