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伴随着"八项规定"的深入实施,反腐无疑成为了人们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近些年来,我国的反腐浪潮呈现高强势态,其在范围、规模、深度以及制度探索等方面都前所未有。据有关媒体统计,2014年上半年,共有44名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被查,平均一星期就有两名管理人员落马。另一相关数据显示,到2015年1月为止,全国共查处1650件贪腐案件,有1406人遭到党纪、政纪处分,而在这其中高管腐败成为重灾区。观察者和学者认为,管理层权力结构不科学、权力架构不合理、职责不分明以及法定责任不到位而导致缺乏对权力有效制衡是滋生高管腐败的重要原因。这也正如19世纪历史学家、政治家Acton在与主教Bishop Mandell Creighton讨论教皇制度时所说的那样:"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为此,国家曾多次下达相关法规来约束官员和管理层行为,防止其权力肆意扩大。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3月16日答记者问时强调,简政放权必须一以贯之,要用减政府权力的"痛"来换得企业、群众办事的"爽"。由此可见,权力腐败是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个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权力腐败不仅包括公权力腐败,也包括私权力腐败,虽然两者都是指为获取私利而滥用权力的行为,但前者的主体为公务员、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后者包括私有企业负责人、管理人员甚至是普通公司员工。而本文研究的管理层权力腐败的主体既包括公权力腐败中的国有企业管理层(总经理),也包括私权力腐败中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CEO或者总裁)。管理层特征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谓之深远,而作为管理层特征的一个重要维度,管理层权力理应与盈余质量密切相关。那么,管理层拥有的权力怎样对企业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信息披露,最终影响企业的盈余质量?其作用机理又是怎样的?为了探求这些未解之谜,学术界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索,研究的内容也逐渐完善。遗憾的是,关于这方面,仍然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即,现有研究几乎都只考虑管理层权力和盈余质量某一方面的关系,例如,管理层权力与盈余操纵,管理层权力与盈余稳健性,鲜有发现管理层权力对盈余持续性和盈余价值相关性影响的研究,更难发现同时考察管理层权力与盈余质量多个维度的关系之整合研究。虽然盈余持续性和盈余价值相关性都属于盈余质量的范畴,但是其角度、特征和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并不同于其他盈余质量。进一步地,现有研究较少地结合管理层的性别和特殊经历或者外部监督机制来研究该问题,事实上,不一样的外部监督机制、不同性别或者有着不同经历的管理层,这两者的关系(管理层权力与盈余质量)理应存在差异。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我国管理层权力问题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并为相关政策制定者、监管者、投资者以及企业自身提供实证依据和政策性建议。基于理论与现实的需要,本文拟结合中国独特的资本市场环境及制度背景,对管理层权力、高质量审计和盈余质量这一主题展开深入分析。首先,对管理层权力和盈余质量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了解所涉及文献的最新研究动态,并与本文的研究相对比,进而挖掘该主题研究的价值。其次,对管理层权力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并对两者关系展开详细的理论分析。再次,选取2005年至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这里指CEO)为研究对象,分别对管理层权力与不同维度的盈余质量(盈余管理、盈余持续性、盈余价值相关性和盈余稳健性)予以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上述分析得出最终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为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监管者提出相关的政策性建议。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关于管理层权力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异常管理层权力(正常CPS与实际CPS的差值)作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CPS指CEO的薪酬除以排名前五的公司高管薪酬之和),建立回归方程,检验管理层权力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异常管理层权力越大,盈余管理行为越明显;高质量审计(用审计师的行业专长来衡量)具有外部监督作用,在高质量审计的作用下,异常管理层权力对盈余质量的正向影响下降。(2)进一步地,一方面,女性管理层权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不明显;另一方面,如果管理层经历过大饥荒,其权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也同样不明显。此外,正常的管理层权力与盈余管理并无显著正相关关系。(3)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差分方程缓解内生性问题、替换不同的度量指标、替换不同的回归模型、考虑异方差问题以及不同方式净化样本,基本与主测试结果一致。第二,关于管理层权力与盈余持续性关系的研究。以异常管理层权力(正常CPS与实际CPS的差值)作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CPS指CEO的薪酬除以排名前五的公司高管薪酬之和),建立回归方程,检验管理层权力与盈余持续性的关系。研究发现:(1)异常管理层权力越大,持续性越弱;高质量审计(用审计师的行业专长来衡量)具有外部监督作用,在高质量审计的作用下,异常管理层权力对盈余持续性的负向影响下降。(2)进一步地,一方面,女性管理层权力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不明显;另一方面,如果管理层经历过大饥荒,其权力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也同样不明显。此外,正常的管理层权力对盈余持续性并无显著阻碍作用。(3)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差分方程缓解内生性问题、替换不同的度量指标、替换不同的回归模型、考虑异方差问题以及不同方式净化样本,基本与主测试结果一致。第三,关于管理层权力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以异常管理层权力(正常CPS与实际CPS的差值)作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CPS指CEO的薪酬除以排名前五的公司高管薪酬之和),建立回归方程,检验管理层权力与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关系。研究发现:(1)盈余价值相关性随着管理层权力的增大而减弱;高质量审计(用审计师的行业专长来衡量)具有外部监督作用,在高质量审计的作用下,异常管理层权力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负向影响下降。(2)进一步地,一方面,女性管理层权力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不明显;另一方面,如果管理层经历过大饥荒,其权力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也同样不明显。此外,正常的管理层权力对盈余价值相关性并无阻碍作用。(3)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差分方程缓解内生性问题、替换不同的度量指标、替换不同的回归模型、考虑异方差问题以及不同方式净化样本,基本与主测试结果一致。第四,关于管理层权力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以异常管理层权力(正常CPS与实际CPS的差值)作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CPS指CEO的薪酬除以排名前五的公司高管薪酬之和),建立回归方程,检验管理层权力与盈余稳健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异常管理层权力与盈余稳健性呈显著负相关;高质量审计(用审计师的行业专长来衡量)具有外部监督作用,在高质量审计的作用下,异常管理层权力对盈余稳健性的负向关系减弱。(2)进一步地,一方面,女性管理层权力与盈余稳健性的关系不显著;另一方面,如果管理层经历过大饥荒,其权力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也同样不明显。此外,正常的管理层权力对盈余稳健性并无阻碍作用。(3)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差分方程缓解内生性问题、替换不同的度量指标、替换不同的回归模型、考虑异方差问题以及不同方式净化样本,基本与主测试结果一致。概而言之,本文结合我国特殊的资本市场环境及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了管理层权力和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高质量审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回归方程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对盈余管理、盈余持续性、盈余价值相关性和盈余稳健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引入高质量审计、管理层性别和特殊经历,以期法规制定者、监管者和投资者更清晰地认识、理解和解读管理层特征及其行为所产生的信息含量。具体言之,本文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较为全面地研究了管理层权力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现实中,权力腐败因其造成的巨大危害使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中衍生出的企业管理层权力问题自然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关心的议题。其中,企业管理层权力与盈余质量的关系不失为一个焦点中的焦点,然而,现有研究几乎都只考虑管理层权力和盈余质量某一方面的关系。例如,管理层权力和盈余操纵,管理层权力和盈余稳健性。鲜有发现其对盈余持续性和盈余价值相关性影响的研究,更难发现同时考察管理层权力与盈余质量多个维度的关系之整合研究。虽然盈余持续性和盈余价值相关性都属于盈余质量的范畴,但是其角度、特征和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并不同于其他盈余质量。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管理层权力影响盈余质量的新路径,拓展了相关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其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提供了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高质量审计在管理层权力与盈余质量二者之间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挖掘出一个较易获取的抑制管理层权力危害的外部监督机制,为相关政策制定者、监管者和投资者决策提供了边际贡献,并丰富了该领域的文献研究。第二,将管理层权力与管理层个体之特殊经历相结合。早年的生活经历可能会对个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企业管理层也不例外,他们所拥有的特殊的个人经历很可能影响其价值观与信念,进而影响公司决策。已有文献分别从管理层的参军经历、管理层战争经历、管理层财务工作经历、管理层经济冲击经历和大萧条经历研究管理层经历对决策行为的影响。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恰恰是有相当部分现有企业管理层所拥有的特殊经历,遗憾的是,企业管理层大饥荒之特殊经历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文献却相对匮乏,而考虑管理层特殊经历与其权力相结合的文献更是付之阙如。事实上,经历过较严重饥荒的人群,或许比之常人更加珍惜粮食和财富并更具储蓄和风险意识。延伸到企业决策中,具有大饥荒经历的管理层很可能会对潜在的突如其来的未知风险更具有预防心理,更倾向于做出相对保守的行为。本文研究了具有特殊经历的管理层,检验了拥有早期饥荒经历的管理层之权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之差别,为现有的管理层特征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出现的不一致结论提供了新的解释:有着相同特征的管理层所表现出的行为差异有可能是源于不同的重要生活经历。第三,考虑管理层权力在不同性别中的差异。女性管理层问题近廿余年来是学者和实务者关注的热点。在实务界,全球有众多国家都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女性董事须达到一定的比例。例如:挪威在2003年提出法案要求到2008年达到40%,法国在2010年提出的法案中要求3年内达到20%,6年内达到40%,西班牙在2007年颁布法律要求到2015年达到40%。还有一些国家类似的法规还在商议中,例如:比利时、德国和新西兰等国家。而这种情况在我国亦复如是,据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在2012年3月8日的一份调查报告《国际商业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内地公司的女性管理层比例达到25%,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1%。而在学术界,女性管理层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已有文献分别从信息披露、融资、公司治理、风险承担、投资和公司业绩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女性管理层之权力,尤其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女性管理层之权力的研究还较为罕见,本文区分不同性别之管理层权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揭示了女性管理层权力影响盈余质量的内在机理,发掘了女性管理层之权力的信息含量,为管理层权力和盈余质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不仅丰富了管理层权力研究的相关文献,更是为女性管理层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边际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