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档案和口述史料为基础，以问题为引导，充分尊重当事者的“历史意见”，分别从农民、干部、国家三种视角重新审视了麻城的“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　　从农民的视角看，在人民公社制度全面推广之后，农民并没有如政策制订时希望的那样表现出“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农民的消极怠工现象就开始出现了。农民的消极怠工行为，最终被政府认识到并改变了政府的政策——如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甚至是解散公共食堂。　　干部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表现出强迫命令等问题，在纠偏过程中干部因此受到处分。实际上，干部同农民一样，也同样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经历苦难，他们没有能力拒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也不能为注定要失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承担太多责任。　　从国家的发展战略看，“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出现有着固有的逻辑。按照设想，“产业军”的模式更方便集中规划、统筹、支配和调拨各种人力和物力资源，以便于按计划完成国家任务，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从国家的视角看，这种经济建设模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干部强迫命令、“共产”风、瞎指挥、浮夸风等问题的出现岜都有必然性的因素。　　在政府全面掌握农业生产和农业生活后，干部并不能合理地指挥农业生产，并不可避免地出现强迫命令问题;农民也没有按理想那样表现出走公社化道路的积极性，而是表现为消极怠工。在干部对农业生产瞎指挥、强迫命令，农民瞒产私分、消极怠工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农民生活恶化，“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产业军”模式实际上宣告失败。此后的政策调整，可以看作是政府在与基层干部、农民三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在农民别样的参与下，政府逐步退出，还给农民一定的生产与生活权力，最终在三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