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确立《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适用标准,进而提升其作为一般条款之确定性,最高法院进行了包括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评述等在内的系列实践。此等实践的发展历程表明,作为手段的适用标准非但不能实现确定性的目的,反而会创生更多难以把握的标准。问题的根源在于一般条款本身所具有的理论特性。作为介于原则与规则的特殊存在,一般条款除了具有常规所说的模糊性、补充性、实践性三个特征之外,还具有法律方法上的技术特性与在法律本体上的价值特性并存的特征,以及法律运行中日常状态下的正当化稳定功能与在例外状态下沟通商谈作用并存的特征。在这些理论特性约束下,围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是否应有及是否已有一般条款的问题,学界进行了漫长的争论,最终落到如何适用的问题。通过考察最高人民法院确立标准的时间发展历程和一般条款本身的涵义可以发现,一般条款确定性的来源可能并非类型化的、硬性的分解标准,相比之下,通过反复实践形成的司法审慎的知识和职业伦理,以及多元社会价值的合理协商才是一般条款适度确定性的根本保障。更好的做法不是一味追求一般条款的确定性,而是在一般条款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找到平衡,适度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保持法律系统对社会环境的开放性,实现法律系统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