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未遂”及其处罚规则作为共犯理论中最具争议的领域,像一块磁铁吸引着诸多刑法学者们在这条“荆棘之路”上蹒跚而行。围绕着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适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基于各自立场,在解释论和立法论方面为解决我国教唆未遂处罚问题作出了诸多努力。解决教唆未遂的问题根源在于明确为什么罚和合理界定处罚范围。本文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首先界定教唆未遂及其处罚规则,将教唆未遂的研究范围限定在不构成共同犯罪关系的教唆行为之中,并通过区分教唆故意下的教唆未遂与不具备教唆故意的未遂教唆,明确了教唆未遂处罚规则的构成。同时,本文选取三个依据我国教唆未遂处罚规则审理的典型案例,发现该条款存在三大问题:第一、条款性质不明;第二、行为性质分歧;第三、处罚潜在失衡。而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刑法中犯罪参与体系尚不明确和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脱节。为了解决这一症结,我国学者们一方面从解释论出发,探讨刑法第29条第2款下教唆未遂的可罚性,并分为可罚说与不可罚说两大类;另一方面从立法论提出单独成罪和部分修改两种方案,对教唆未遂处罚规则存在的问题进行彻底解决。在纵向上,本文对上述方案一一梳理并指出不足与可取之处,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立法,笔者认为我国共犯参与体系应当是双层次的区分制体系并采纳共犯从属性说。教唆犯是我国立法采取限制正犯概念所生,教唆未遂应当定位于与共犯教唆犯相对的非共犯关系“共犯相关形态”;在横向上,本文选取奥地利和德国的教唆未遂处罚规则立法为例作为单一制和区分制的典型,寻求对我国立法的启示。最后,立足于对我国教唆未遂处罚规则的完善,结合全文论证得出结论:应当从教唆内容和教唆类型两方面合理限制教唆未遂处罚范围,并将教唆未遂处罚规则从现有的刑法第29条中提出并单列其后,作为刑法总则共同犯罪一节中的独立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