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两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此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节能减排的政策法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12年11月,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又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放在突出位置,显示出了国家对于节约资源和改善环境的决心和信心。长久以来,中国保持着接近9%的高速增长奇迹。然而,在高速增长背后,资源浪费和能源枯竭,环境污染规模逐渐扩大和程度不断加深,种种迹象正威胁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在国内,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资源过度开采,以环境代价发展,尤其是近期所形成的雾霾空气污染受到了众多学者等各界人十的关注。据中国环境保护部统计(2013),我国城市空气质量仍属重度污染或严重污染状态,北京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维持在五级水平以上。在国际,据世界银行(1996)估计,每年中国因污染而导致的经济损失约为540亿美元,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现在,中国的空气污染等问题己成为当前世界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已跻身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者和污染排放者(Bolt et al.,2000)这一切现象都为我们节能减排和关注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敲响警钟。鲜有学者在实证层面关注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关注节能减排约束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增长,通过构建城市级别的数据库,将资源和环境等要素纳入到三态环境下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着重针对三态环境(气液固)视角的节能减排约束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现象予以描述,整体分析、分类讨论,并探究现象产生原因。思路逻辑起点：全国和省域范围的经济增长核算己司空见惯,鲜有研究集中就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展开讨论。全文主旨意在讨论节能减排约束下的中国城市增长情况,按照“特征描述-分类讨论-整体分析-原因分析”的技术路线来行文。通过中国城市增长绩效测算构建文章框架基础,以描述经济增长质量。从分类考察中国110个重点城市市场效率和环境效率的发展“好坏参半”的现状,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外商投资等是城市向“两型社会”转型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从整体视角判断中国城市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现有城市发展调整的方向。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矛盾的解决有赖于高效、合理的环境投资,环境投资绩效的考核成为问题关键。承接前文分析现象产生的根源,即污染物排放分布不尽平衡,排放与经济增长不尽协调,排放与治理投资不尽合理,据此提出政策建议。方法逻辑起点：以测算节能减排约束下的中国城市增长绩效为出发点,估算出市场效率和综合效率(或绿色效率和环境约束下的效率)以及其对应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利用效率和生产率延伸出两条思路,一条是基于效率值构建“市场效率-综合效率分布图”,获得中国110个重点城市发展的分布情况,运用二元选择模型讨论影响城市转型的因素。另一条是应用添加环境生产率的估算方程,以减少或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来阐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二者关系。最后,通过搭建环境污染及其与经济增长和环境投资的指标,来实现城市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全文的基本结构如下：一、文献综述。按照理论依据和实证分析两方面视角,对关丁‘富含能源和环境等因素的经济增长相关文献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已有学者多从两个方面探讨节能减排和经济增关系：(1)符合客观事实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2)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描述,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资源诅咒假说)；二、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基于生产力的实证分析。以文献综述为背景,承接理论研究的分析思路,首先考察节能减排约束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绩效,利用2001-2010年间中国110个重点城市的工业数据,通过构建气体、液体和固体三种环境的数据库,逐步添加资源、环境污染产出和投入等变量,运用基于松弛的序列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城市层面的效率和相对应的全要素生产力情况,以Luenberger生产力指数为基础获得较贴近现实情况的环境生产率,描述中国城市工业增长现状。研究发现：(1)2001-2010年中国110个重点城市平均效率值是0.705；(2)平均生产力变动是0.0910,其按照效率变动和技术变动分解后分别为0.0091和0.0819；(3)不考虑能源消耗会低估真实的效率和生产率；不考虑污染排放或未能正确处理污染排放会高估真实的效率和生产率；未添加污染治理投资的投入产出模型会低估真实效率和生产率；(4)中国城市减排工作的压力要远大于节能工作的压力；(5)技术进步是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因素,能源和环境管理效率提升并未显露。三、中国城市发展模式：基于市场效率和综合效率视角。利用上述基于松弛的序列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的仅含有市场因素的效率值(即市场效率),以及综合反映了市场和环境因素的效率值(即综合效率),两组效率值高低构建四种城市发展模式。其中,高市场效率和高综合效率组表征多重因素相对协调发展,视为“两型社会”组。结果显示出中国110个重点城市中有48个城市散落在“低市场效率和低综合效率组”,且集中分布在中、西部两地；而有39个城市位于“高市场效率和高综合效率组”,且多数处于东部地区。为了进一步考查影响城市转型的因素,我们采用二元选择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对外开放度均促进了中国城市转型,即向着市场效率和综合效率双高水平精进；表征资源丰裕程度的变量阻碍了城市发展转型；投资渠道有效、投资管理能力不足、粗放式投资则难以成为城市转型发展动力。四、“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添加生产力的中国城市环境与经济增长。环境和经济增长都与环境效率有着密切的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探讨或存在内生性问题。运用上述测算的环境生产率,探讨考虑到环境生产率后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减少可能存在的影响二者关系的内生性。经验证无论是气体环境、还是液体和固体环境,都一致呈现出N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水平线上升、后下降再转而上升。同时,判断出中国大部分城市处于发展第一阶段,即随经济增长污染物上升阶段。资源是环境的组成部分,鉴于此我们还探讨了“资源诅咒”,该现象普遍存在,并且通过效率传导的。五、中国城市节能减排投资效果分析。通过指标构建发现中国城市发展存在三个“不”的问题：即污染排放分配不平衡、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不公平、污染物排放与污染治理投资不合理。污染物排放及其投资的差异性是构成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统一的重要原因。通过该章节的分析来探究城市发展形成的路径,以针对不同类型区域提出有针对性政策建议。本文以实证为主要方法研究中国城市经济增长问题,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虽然已有文献研究环境或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鲜有文献运用城市数据加以验证。构建了城市级别经济增长研究框架,强调气体、液体和固体三个环境状态下的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多环境探讨和印证是本文一点特色；第二,运用方向距离函数测算效率和相应全要素生产率,定义Luenberger生产力指数。与环境约束下的环境生产率不同,这里依据Luenberger生产力指数可加性特征采取综合生产率与市场生产率差值法度量环境生产率,以更准确地刻画环境技术和环境管理的变动；第三,基于市场效率和综合效率提出“中国城市发展模式”框架,并描述和梳理了影响中国城市发展转型的因素；第四,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验证过程中,添加环境生产率指标可能克服了或存在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内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