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斯大林模式”。在这一模式的引导下，苏联经历了伟大而辉煌的时期后，以不复存在的消亡告别历史的舞台，这引起全球的轰动，同时也引起全球各界学者深深的关注。无论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各行各业的学者纷纷加入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中，希望通过对这一模式的研究，能总结经验教训，寻求社会发展规律等。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更应认真研究“斯大林模式”，特别是对各种不同的“斯大林模式”评价的研究，以期寻求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地理环境中“斯大林模式”更深层次的认识，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更深层次的认识，就要了解不同学者对“斯大林模式”内涵的不同认识，不同时期的领导人对“斯大林模式”的不同态度，“斯大林模式”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只有认识这些问题，并且理解不同学者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科学态度，不同的历史资料和掌握程度，对“斯大林模式”不尽相同的认识，对这些认识进行分析和比较，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从而能更深入的认识“斯大林模式”，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定位与调整都起到重要的启示意义，也更拓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斯大林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政治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下，苏联建成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理论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可以肯定，苏联建立的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1)。笔者认同《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回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抛弃这些，就是否定了社会主义(2)。由此得出，苏联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斯大林模式”是通过三大运动形成的，即工业高速化、农业集体化、政治“大清洗”。对这三次大的运动，有观点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苏联国内外和国际战争环境的要求，是巩固苏共政权、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大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在苏联制造了多余的困难，带给苏联灾难性的结局。综上，笔者认为这三大运动不能简单地说是对的或错的，从关系上看，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能迅速独立自主、国富民强，就要发展工业化；工业化的发展需要物质基础，就要大力发展农业，进行农业集体化；而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措施引起党内外强烈不满，为镇压这种情绪，稳定政权，发动“大清洗”运动。三大运动是环环相扣，只是在具体实施中，对出现的问题，如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均衡、利益不平等等诸多问题，没有及时的发现和改正，甚至在整个过程中全盘否定或僵化不前，这才导致了苏联瓦解的结局，所以，单纯的评价三大运动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都是不科学的。在苏联的历届领导人中，“斯大林模式”都贯穿其中：赫鲁晓夫时期的反复探索，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保守调整，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全盘改革，虽然表现的方式不同，但可以说历届领导人都没有从本质上认识“斯大林模式”，更没有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正确的改革，处理好“斯大林模式”与苏联发展的关系。二战期间发挥优越性的“斯大林模式”，被作为绝对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总方针，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复制的“斯大林模式”，在经历了苏联历代领导人不同态度的对待后，伴随苏联解体走向终结。对于苏联解体，高放、张西虎、陆南泉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贯穿苏联历史发展的始末，由最初高歌猛进到后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最后导致苏联的解体。而另一种思潮则认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两次否定过去的事实，导致苏联解体，他们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才应该负有责任。苏联就是从自我丑化、自我否定开始，结果导致自我垮台。笔者认为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相互之间有联系。我们不能单一的指出哪一时期政策对，哪一时期政策错，导致苏联最后的结局，而应联系的发展的来看这一问题。正是“斯大林模式”本身存在消极内容，在其发展中或是反复被全盘否定，或是僵化、停滞不前，才导致苏联解体。科学评价“斯大林模式”，就要做到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一问题。要既看到“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又要看到“斯大林模式”历史局限性和消极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科学认识到“斯大林模式”所存在的弊端，在苏联发展的不同时期起到的积极作用以及苏联历届领导人对这一模式的态度为苏联解体埋下的隐患，才能正确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