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贸易强国,美国也是贸易逆差大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相伴是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在美国国内,贸易逆差问题既是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问题,也是国会政治争辩的一个持久议题。与此同时,国际贸易的本质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跨国生产过程急剧分散化,各个国家通过参与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嵌入国际生产分工的链条中。因此,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研究美国贸易逆差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认识美国贸易逆差,也有助于理解加征特别关税政策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美国贸易逆差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重新核算美国贸易逆差,考察美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其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ians,以下简称GVCs)中的分工地位,研究美国各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以及加征关税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政策效果。以增加值核算的美国各产业贸易逆差是后续研究的基础。首先是对传统统计方式下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和分布研究,从产业分布和国别分布两个方面展开,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总结贸易逆差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其次,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2016年度发布的数据,选用总贸易核算法,对2000到2014年美国56个产业的增加值贸易逆差进行了重新测算,在介绍核算方法的原理基础上对测算结果进行基本分析。最后,通过分组对比分析法,从整体规模、产业和国别分布特征等方面对两种统计方式下的美国贸易逆差展开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增加值统计下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有显著缩小,变动趋势也较为平稳,受外部因素冲击的影响较小。产业和国别分布特征也与传统统计方式有所差异。在美国各产业增加值贸易核算结果的基础上,本论文采用指数分析法和指标对比分析法,计算和分析了各国以增加值核算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_VA)和上游度指数两类指标,对美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详细说明。研究发现,2000到2014年,美国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未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而下降,许多产业仍具有比较优势;美国服务业中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存在上升趋势;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中在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通过对上游度指数的分析和测算发现,美国各产业整体上游度(下游度)指数排序非常稳定;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链条长度变化不明显,上游度指数都相对平稳,变化趋势非常相似;但制造业整体的上游度指数始终高于服务业,这说明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分散化,生产阶段更多,同时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处于相对上游位置,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距离最终使用更远。进一步拓展分析,根据要素密集度对产业分类可以发现,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上游度指数始终高于劳动力密集型。基于美国增加值贸易逆差的核算和产业分工地位指标测算的基础上,分别选取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对产业分工地位和美国贸易逆差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以美国23个制造业产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二次项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采用稳健型标准误,将上游度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分别将美国总值统计贸易逆差和增加值统计贸易逆差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GVCs分工地位与总值贸易余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某种程度产业分工地位的提升有助于改善总值贸易逆差,但更高程度的提升会进一步恶化总值贸易逆差。同时,这种影响的边际效应,也随着分工地位的提升,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美国制造业GVCs分工地位与增加值贸易逆差的实证分析也存在类似结论。其次,以美国32个服务业产业为样本,构建线性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以上游度指数为主要解释变量,研究GVCs分工地位与两类贸易逆差的相关性。结论是美国服务业GVCs分工地位与总值贸易逆差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即服务业分工地位的提升或下降不会对传统统计方式下的总值贸易逆差产生显著影响。但服务业GVCs分工地位与增加值贸易余额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服务业在全球分工中上游度指数的提升,将会改善这些产业的贸易状况。在产业总体实证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行业要素密集度(分为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等进行了分类回归。在关税政策对调整贸易逆差效应的影响研究方面,介绍了 2018年美国实施特别关税的概况,以2018年美国针对部分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政策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加征关税政策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效果。主要结论是,第一,理论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变化几乎完全转嫁到国内价格,美国实施的关税几乎完全被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承担;同时受关税影响的美国进口总额下降幅度远小于贸易量的下降,因为一些受关税影响部门的进口下降被不受关税限制的国家的出口增长抵消,这种贸易转移意味着对GVCs的巨大冲击,进口关税导致了贸易被重新导向。第二,经实证分析,针对中国产品实施的特别关税对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总价值和进口增长的有明显的阻碍作用。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特别关税将会降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并阻碍了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价值的增长。与此同时,特别关税对美国整体进口商品的总价值和进口增长也存在阻碍作用,但影响较小。这说明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的特别关税只会造成贸易转移,减少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同时增加对其他国家的进口,而不会降低美国整体进口水平,也不会对美国巨额货物贸易逆差有改善作用。最后,总结了论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下一步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