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现有关于高丽中期儒学新倾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一步阐明笔者个人对高丽中期儒学新倾向的见解。论文由绪论、本论和结论三个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研究范围的确定问题。本文根据高丽儒学发展的实际状况，把高丽儒学的发展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丽前期儒学。这一时期的儒学主要是受汉唐时期儒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第二个阶段是高丽中期儒学。这一阶段的儒学中除了汉唐儒学的影响之外还有北宋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的新儒学思潮的影响。正是由于北宋新儒学思想的影响，高丽中期出现了不同于前期和后期儒学的新的特点。这正是本文要着力去研究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是高丽后期儒学。二是研究目的。三是研究动态。　　本论由五章构成，其要点按顺序归纳如下。　　第一章阐述了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本文认为北宋新儒学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学派的多样性。二是经世义理之学的主导性。三是从经世义理之学向性理义理之学的转向。对这些特征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汉唐儒学和宋明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也有助于我们分析高丽中期儒学新倾向的思想特征。　　第二章阐述了高丽前期儒学的发展及其思想特征。高丽前期的儒学是在汉唐儒学学风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高丽建国时期和初期，统治者就已经认识到儒学在治理国家方面的重要性，采取了鼓励和奖掖儒学的政策。太祖王建强调儒家的民本政策，要求后继者经常以儒家经典为指导来治理国家。光宗时期第一次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为儒学的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成宗时期儒学有了进一步发展。成宗力倡孝治主义，提倡儒家的忠孝思想。成宗时期的著名儒学思想家崔承老在他的时务策28条中力陈儒家思想的重要性，主张应当采取抑佛扬儒的政策。高丽前期儒学与汉唐儒学的价值取向基本上是相一致的，注重儒学的文章功能和通经明史功能。　　第三章阐述了高丽中期儒学中出现的心性性理之学倾向。在高丽中期，无论是私学还是官学中，或是在学者使臣交流与宫廷讲论中均出现了具有北宋新儒学特征，并且有别于高丽前期儒学的注重心性、性理之学的倾向。这说明高丽中期的儒学的确是比前期儒学有了更高的发展。　　第四章阐述了高丽中期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以及为这种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的儒学思想的特征。高丽中期统治者和学者非常重视北宋的政治动向，在积极地吸收北宋先进的文物方面做了很多努力。高丽肃宗、睿宗和仁宗时期为了发展经济和加强国力，为了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的王权政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大都是在北宋时期所进行的改革影响下进行的。而为这些改革措施提供理论支持的思想，也与北宋时期的经世义理之学倾向有着很多的关联性。　　第五章阐述了金富轼的儒学思想。金富轼的儒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三国史记》中。笔者认为《三国史记》的儒学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高丽中期儒学新倾向的集中体现，反映了高丽中期儒学所达到的水平。从对《三国史记》儒学思想的分析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其思想中有很多部分仍然沿袭高丽前期儒学思想，也可以看到北宋新儒学倾向对金富轼的影响。　　结论部分是在前几章的基础上概括高丽中期儒学新倾向的特征并分析其原因。在此基础上对高丽中期的儒学从韩国儒学史的角度予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