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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研究自19世纪末以来东亚三国(中国、日本、韩国)的音乐所发生的变化,进而试图证明:这些变化导源于各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西方音乐对东亚三国的强大影响促使这些国家对本土传统作出了重新解释。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导致东亚三国的音乐创作出现了新的趋向。非西方文化中的音乐转型不是“西方化”,这是个讨论激烈却又悬而未决的争端。鉴于西方音乐对东亚诸国所发生的强大影响,以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为代表的学者将东亚音乐的转型称为“西方化”。但笔者以为:“西方影响”与“西方化”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东亚作曲家的许多作品共同反映出混合东、西方两种元素以求创造“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倾向。故而,“音乐变化”的提法似比“西方化”更为稳妥。本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包括:1.研究相关的政治、文化及音乐学文献。2.考察影响音乐实践的思想和观念3.分析各国作曲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倾向4.对东亚三国的音乐变化进行比较和归纳。第一章试图论证:认识论的转变如何影响音乐创作的倾向。对民族身份的诉求和对西方音乐的兴趣,共同主导了东亚三国20世纪的音乐创作,换言之,“现代性”和“民族性”是东亚三国该时期音乐发展的两个轴心。且这一倾向在20世纪下半叶更为凸显。第二章试图论证:上文所说的这一倾向在东亚与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普遍性。西方的古典和浪漫主义音乐在20世纪初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在该时期的作品中并未真正得以融合,而基本是处于并置状态。不过仍可看出东亚三国作曲家孜孜寻求民族文化身份的努力。随着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既往坚持的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步伐得以更进一步。第三章:选取东亚三国有代表性的作曲家和作品——日本作曲家武满彻的《十一月的阶梯》、韩国作曲家尹伊桑的《礼乐》、中国作曲家朱践耳的《第四交响曲》——对上述倾向作举证研究。结论部分:对东亚音乐在21世纪的后现代和全球化境况下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作出预测:21世纪的世界音乐图景不是“大一统”,而是纷繁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