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是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促进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缓解传统能源压力,提升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要举措。由于经济社会发达程度、开放程度、政策支持程度以及电动汽车制造企业分布等因素的差异,我国充电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再加之产权关系混乱、经济效益小、缺乏资金等原因,建设运营的进展缓慢。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夯实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的同时,突出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的市场化机制并推行第三方治理,特别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在充电基础设施领域已经展开,但大多仍处在项目识别和准备阶段,落地趋势虽明显,但囿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及稳定运行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因此,有必要探讨分析影响充电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重要因素,梳理在此因素作用下参与主体间的博弈关系,分析博弈均衡下各参与主体的策略,并最终从政府、社会资本方、中介机构等层面提出引导我国充电基础设施PPP模式规范运行的政策建议,为充电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推广提供参考。本文遵循“理论分析—现状调查—质化研究—博弈分析—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首先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针对充电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供给的参与主体,基于试点示范项目的运行实践,搭建目前具有普适性的充电基础设施PPP模式框架。然后通过深入访谈和扎根理论方法找出影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供给的重要因素,并构建了充电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在此基础上,开发充电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供给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并依据充电基础设施PPP项目各参与方的大样本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出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指标以及不同参与组群的重要影响因素排序。依据关键影响因素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进行深入研究,对其均衡点及其稳定性进行分析,分主体提出应对策略。最后结合质化、量化以及博弈分析的结果,探讨引导我国充电基础设施PPP模式规范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PPP和充电基础设施的概念界定。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了PPP概念的新内涵,将其界定为通过政府公共部门与市场社会团体的合作,达成契约、提供公共品、分担风险、分享利润,使得各种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中,实现共赢;它的核心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它不仅是产品供给模式和融资模式,更是创新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在经济新常态下将引领观念、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本文对充电基础设施的概念和分类进行了阐释,认为充电基础设施是电动汽车发展的基础产业性部门,是为电动汽车运行提供能量补给的重要设施,仅包括集中在城市公共区域、高速公路、办公区域、商场超市等的社会公共充电站(桩)以及集中在公交、环卫、出租、工程、物流、产业园区等领域的公共专用充电站(桩),不包括私人自用充电桩。(2)文章从识别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供给参与主体出发,结合PPP模式在充电基础设施供给试点的现状,发现目前跨区统筹项目较少,项目多采用传统的BOT方式运作,均尚处在识别和准备的前期阶段,且大量示范项目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现行项目相对较少。认为目前PPP模式在充电基础设施领域的推广应用,要结合具体区域的发展状况,脱离过往实践和经验的充电基础设施PPP模式在落地过程中可能冲撞市场秩序。随后,通过引入安庆市充电基础设施PPP示范项目进行典型案例分析,从合作环境的构建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引导,以及社会资本的规范参与等方面,对影响该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运行的重要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为后续展开影响因素的深入探讨提供现实基础,同时还结合试点、示范PPP项目的实践,构建了PPP模式在充电基础设施领域的参与主体静态框架以及全生命周期的动态运行框架。(3)充电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供给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本文采用扎根分析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对充电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供给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质性分析。首先介绍原始资料的收集过程和方法;然后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以及选择性编码的流程对访谈资料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提炼出其中的核心范畴;最后构建了充电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的影响因素模型,提出经济影响因素是根本,政府治理因素是基础,产品服务内部因素为合作条件,社会文化环境因素是保障。(4)充电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供给重要影响因素的量化检验。综合运用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指标以及排序吻合因子等量化工具,提出了新的方法思路和研究视角。在借鉴国内外文献中已有相关成熟量表以及专家咨询访谈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完成了初始调查量表的开发设计,并在小范围内实施了预调研。根据预调研得到的数据,分别对初始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并修正初始题项,形成正式量表。通过重要性指数指标,根据问卷数据统计结果得出全部受访者对充电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指数并排序,结果显示现阶段经济因素对充电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影响最大,也是完善该模式的主要突破口和首要因素。此外,利用排序吻合因子进一步验证分析了不同参与主体对各个影响因素重要性的判断,结果显示,两组数据确实存在差异,但无论是政府部门受访者还是社会资本方受访者都充分肯定了现阶段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经济激励政策对充电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不可替代的影响,是典型的重要影响因素。(5)构建基于重要影响因素作用下的充电基础设施PPP模式参与主体间的演化博弈关系模型,将政府部门的行为分为提供激励措施和不提供激励措施,社会资本方分为采取积极合作行为和采用投机行为,研究合作中政府与社会资本参与方的均衡点及其稳定性,发现合作共赢是PPP模式构建的最终目标,并基于此构建了“激励-合作”演化博弈模型,进一步拓展了相关研究的范畴。为使该演化博弈向演化稳定策略发展,就政府部门而言,一方面应该建立全生命周期财政激励机制,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合作,在项目初期加强补贴的引导、在项目运营过程中使用税收减免等经济激励手段,增加社会资本参与项目的积极性和盈利空间;另一方面,应该增加对社会资本违规的处罚力度,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我国充电基础设施领域的良性发展。就社会资本而言,一方面要提高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建设效率,引进先进的技术和人才,为双方合作共赢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应该按照PPP项目相关的章程和规定,实施精细化管理,在整个项目进行过程中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完成。(6)促进充电基础设施PPP模式规范运行的政策研究。结合实证分析和博弈分析的结果,基于充电基础设施PPP模式运行现存的问题,从政府、社会资本方、中介机构等层面提出引导我国充电基础设施PPP模式规范运行的政策建议,研究结论对充电基础设施领域PPP模式的应用有重要启示,对提升政府和社会资本在充电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有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