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后,县级政府是统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关键主体,但不同地区城乡医保的“去商品化”程度却呈现出了显著差异。“去商品化”主要是指个人所享受的福利待遇与自身劳动贡献之间的脱钩关系,即不依赖于个人缴费和市场交易可获得的福利水平,常用以描述个人和公共部门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责任划分。一些地方政府倾向于提供“去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医保政策,如陕西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模式,另一些地方政府则倾向于提供“去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医保政策,如滁州等地的医保实际报销比例不到50%。致力于探究城乡医保“去商品化”程度的区域间差异及其可能来源,本文主要采用案例比较研究的方式,对浙江省平湖市、德清县两地进行了实地调研并访谈了相关政府官员。此外,本文选取了我国25座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城市作为比较对象,以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医保“去商品化”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综合政策分析和案例研究的相关内容,本文主要有以下两个发现:第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解释我国各地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去商品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医保“去商品化”程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即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或者经济欠发达的城市都有可能提供“去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城乡医保政策,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城市也有可能提供“去商品化”程度迥异的城乡医保政策。第二,在外部政策约束下,城乡医保“去商品化”程度的区域差异主要由地方性的非经济因素造成,这些因素包括地方财政能力及其财政收益最大化偏好、体制内外政策企业家的偏好,以及地方政策舞台上直接利益相关者(主要指人社部门、卫生部门与医疗机构、参保群众)的博弈力量对比。具体来说,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越强,追求财政收益最大化的倾向越弱,当地体制内外政策企业家的偏好更倾向于提高医保政策的“去商品化”程度,并且创新意识和专业能力更强,那么当地城乡医保的“去商品化”程度就会相对更高。同时,相较于人社部门的博弈力量,卫生部门及其所代表的医疗机构的博弈力量越弱,且参保群众的参与能力越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当地城乡医保的“去商品化”程度。本文的这些结论也将为相关政府部门进一步认识和考虑地方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度安排提供参考,同时,也将为促进高层级政府实现医保政策的更高层次统筹提供材料支持,以确保其在医保政策设计时能够充分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内在诉求和行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