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0年代,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之前,中美之间保持了长达20余年的全面对抗。但是中美之间这种长期的“仇恨”并不源于根本的利益冲突,因而并不像它表现得那样“不共戴天”。二战后期,美国对中国的期望是,国共两党能再度合作,建立起一个亲美的联合政府,以制衡苏联在亚洲的影响,但是国共内战还是打响了。蒋介石在国共战争中的节节败退使美国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不堪一击,但碍于历史的渊源和“盟友”的身份,美国的对蒋的“脱身政策”总是模棱两可,与此相应的便是对共产党中国政策上的摇摆不定。因而,在新中国建国之初,中美两国因互不信任,错失了相互接触的最佳时机。接下来发生的朝鲜战争,把中美两国推到了短兵相接的直接对抗之中,战争的仇恨再次加剧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但是中美双方从未彻底关上双方的和解之门,即使美国在杜勒斯主义、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中国在极左思潮影响的时期,两国的权力机关或政府机关中也总有人考虑着中美之间和解的可能。文章从毛泽东的视角阐述了1949至1969年间的中美关系,并试图分析毛泽东在这一历史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在毛泽东看来,一切外交工作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并需遵循民族独立、主权平等的最高原则,在这个原则下,一切分歧都是可以协商的。新中国建国之初,出于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考虑,中国多次尝试与美国接触,但因美国无法断绝与蒋介石的联系,且不能放弃干涉台湾事务,几次努力都失败了。此时美国的杜勒斯主义横行,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再次趋于紧张,来自美苏的双重压力,使得毛泽东开始了剑走偏锋的激进尝试。在对内政策上,他用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组织社会生产和经济建设工作；在对外政策上,他的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并相信只有“革命”和“斗争”才能换来真正和长久的和平。在这种极左思潮的主导下,中国的方方面面都陷入了一种激进的状态,“反帝”、“反修”的口号举目皆是,充耳尽闻。此时中美关系似乎毫无转机,然而物极必反。极左的思潮终于把中国带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度混乱,毛泽东终于意识到“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预想似无可能,革命年代的动员方式也并不适用于和平年代。文革开始后不久,外交系统受到冲击,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毛洋东的个性和地位使其不能轻易承认自己的路线错误,但他终究开始从具体的事务上纠“左”了。此后,毛泽东开始直接过问中国的外交工作,他对外交工作的很多具体指示透露出强烈的务实风格和缓和气息,这正是中美关系得以缓和的重要前提。文章主要通过解读大量的毛泽东及其他相关人物的文稿、回忆录及相关文件,试揭示毛泽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文章分为六部分,前言部分简单介绍了选题的缘起、可用的研究资料、相关的研究成果及文章的思路,结语部分总结了一下文章的主要论点。文章的主要论述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简单叙述了美敌视“革命”的传统、青年毛泽东的美国印象及二战时期毛泽东与美国的接触,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后来毛泽东对美政策的倾向。第二章回顾了建国前后中美之间一度存在的建交机会,此时双方并未被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控制,只是由于双方缺乏沟通交流经验、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础,因而错失了时机。行文至第三章,中美关系到了极度紧张的阶段,中美之间的仇恨似乎“不共戴天”,但这种仇恨其实更多只限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而并未涉及根本的利益冲突。第四章阐述了中美双方出于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终于理智地放下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并共同致力于一定原则下的相互妥协。此后,中美之间的和解之门也将慢慢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