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到了建国时期，面临着一次必然的体制化过程，这就是本文所论述的文学体制化问题。文学体制化的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运作的过程，意识形态氛围、文学生产、作家审美观念与人格构成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促成了文学体制化的形成。其中前两个因素为文学体制化形成的外部客体因素，后两个因素为文学体制化形成的内部主体因素。从文学生产的外部环境因素来说，政治意识形态权威机制的建立，文学生产环境的体制化，使整个文学生产过程纳入了体制化轨道，从创作主题的选择到文学作品的发表直至读者接受的过程都必须经过意识形态权威机制的筛选，因而在这种文学体制化的外部环境约束下，文学自身的审美机制被抑制，因而文学体制化环境从根本上限制了文学审美实现的社会化。从文学创作的主体因素来说，作家审美观念与作家人格构成，是决定作家审美风格的重要原因。作家对何种审美观念的认同、以及作家人格的构成形成了作家对文学价值追求的不同立场。作家的审美观念和人格构成，构成了文学创作的深层文本结构，随着作家审美观念和人格结构的改变，其文本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本论文的理论综述部分，从主客体因素着重就文学体制化与作家创作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个案研究部分，本论文通过对四位作家的个案研究，具体考察他们创作文本的深层结构与作家人格构成因素在文学体制化大背景下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孙犁集中于其文本结构中审美写作与政治写作的矛盾关系，随着作家人文知识的积累，文本结构呈现出从体制化背景下的审美抒情走向历史反思的过程；曹禺戏剧，早期戏剧结构中表现出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双重结构，由于对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使结构由社会批判发展至政治抒情：沈从文的创作，早期形成湘西人性审美的抒情结构，由于抗战湘西经验的改变，湘西人性抒情转而寻求理性批判视角，由于作家个体理性认知的匮乏，及战后湘西经验的疏远，创作走向对抽象的抒情。这种抽象的抒情本身由于远离作家个体经验而使作家创作逐步走向停滞。体制化背景加剧了其文学命运的悲剧性。丁玲集中于其被压抑的潜在启蒙意识与意识形态权威认同之间的矛盾，揭示其文本构成的复杂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