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话语介入文学雅言系统是90年代以来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本文选取了在小说中表现的较为典型的日常话语——王朔的“粗口”、安顿和林白的“口述”与“闲聊”、90年代以来小说写作的“方言”等日常话语为主要研究对象，既从文学史的角度思考日常话语对建构晚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效用及其影响；又从文化研究，特别是话语分析的视角，采用多文本并置的“互文性”解读，将小说日常话语纳入整个社会文化和文学实践的大情境中进行内部和外部的整体性观照，将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加以整合，尝试在文化霸权斗争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揭示在新意识形态压抑机制下，文学生产通过谋求“声口”的变化，利用“日常话语”的发声策略，激活文学介入社会生活、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能力，呈现日常生活和解放政治之间的矛盾和症候；其中，日常话语与文学雅言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博弈过程，是本文的创新和研究的重点。 在王朔“粗口”的表征背后，既展示了小说日常话语介入文学雅言后的反抗性和正当性，又在某种程度上配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对“财富道德话语”的建构。“侃平”作为话语“民主化”的表象，凸显了“粗口”作为转型期中国的独特阶层——“侃痞”——阶层建构的符号策略和利益诉求，其语言的冒犯是“政治寂静主义”(political quiefism)的一种修辞学表达，揭开了90年代小说在“粗口”泡沫下走向政治寂静和无害的序幕。 以安顿和林白为代表的“口述实录”与“妇女闲聊录”，展示了日常话语对文学的积极介入、对“雅言系统”的反动和对意识形态话语的介入与“敞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弱势的女性群体“发声”的能力。但知识分子话语通过“拟定话题”、“咨询性引导”、“隐形的权威控制”、“富有人情味”、以及“话语权的有限转让”等“技术化”策略，有效地渗透、影响和操控了日常话语。而意识形态话语无所不在的“笼罩”，使日常话语沦为马尔库塞所谓的“操作主义(operativism)语言”，起到了弗洛姆所说的“语言的社会过滤器”功能。 90年代以来的方言写作，无疑预示着小说日常话语发展的一个方向。作为“文化飞地”的方言区，通过方言表达对差异政治和生活政治的认同，探寻在总体制度内部建立抵抗话语的可能性，这正是詹姆逊所谓的“葛兰西式的飞地(enclave)文化斗争”模式。这预示着日常生活及其话语有可能摆脱被监控和规训的命运，摆脱所谓的“意义世界”对“生活世界”的绝对殖民。然而，这种话语斗争和抵抗因为是在意识形态内部的、臣属性的、分散的，所以，又是破碎的和不彻底的。 总之，研究小说日常话语与文学建构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其背后潜在的对官方话语的有限性认同和自发性抵抗、与书面语的拒斥和杂交、以及由此形成的主体自我和群体认同、社会分层和阶层互动、社会想象和结构变迁，乃至阶层符号边界的确立和建立文化抵抗“飞地”的努力，展示了超越“解放政治”的遮蔽和缺陷，以及建构未来“生活政治”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