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经历了40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展开研究。当前关于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的分析,已经涉及到很多方面的研究,其中大多是基于市场角度的研究,包括从产业结构的转变视角的研究、从区域发展视角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进程中,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外国来华企业直接投资也有了高速发展。FDI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结构、区域发展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并逐渐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也从之前的按劳分配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的完善让生产要素也能参与分配,其中一项很重要的便是资本要素参与分配。FDI的进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从收入分配视角来讲,同样也会作为资本要素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突破现有文献的经济研究视角,从政府行为这个方向出发,引入门槛变量-劳工标准作为本文的突破口,转换视角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过程中政府行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现有的参考文献中,学者通常都是从市场和经济理论角度出发,探究了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将从政府行为出发,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中,不仅包括理论基础的支撑,而且采用实证分析进一步说明,其中劳工标准作为门槛变量,是整个实证分析过程中的关键所在。通过构建一个单门槛回归的理论模型,实则为一个分段函数,以门槛值为临界值,位于门槛值的两侧的函数分别有着不同的非线性关系。这两段函数实则包含的是严格标准部门和非严格标准部门,其中非严格标准部门拥有着较少的政策限制和管理,是劳工比较容易进入的部门;而严格标准部门的劳工标准门槛较高,是劳工比较难以进入的部门。进而通过估计门槛值,阐述在不同的门槛效应下,FDI对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结果。本文在数据的选取上,采用中国31个省及直辖市近12年（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并选取劳工标准这个门槛变量来进行门限回归分析,并换取门槛变量指标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劳工标准这个门槛变量的影响。在劳工标准的单门槛效应影响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得以改善。另外,本文在进行门槛回归之后发现劳工标准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受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的右半部分特征,即当劳工标准没有达到临界值之前,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初始阶段并没有扩大收入差距的影响,而当劳工标准达到了门槛临界值的变化时,FDI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为了更为有效地发挥中国利用外资的作用,政府当前的任务关键是适当地提高引入外资的劳工标准门槛,在有效吸引外资和利用外资的同时,保障中国居民的收入和劳工福利,进而促进中国利用外资的效率,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缩小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这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因而是极其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