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传统形式的合同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交易方式和交易需求。近年来,以备忘录、意向书、认购书等形式出现的买卖预约合同类型走进人们的视野,在人们日常交易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面对买卖预约合同的出现,我国《合同法》并未作出相应的规定。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对这种合同类型作出了明确规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上的空白。但对于其性质如何认定、法律效力问题以及责任承担方面尚未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在这样的法律现状下,当事人在进行相关交易时缺乏明确的法律引导和风险规避措施,实务界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未能形成统一的审判标准,导致诸多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与公信力。因此,有必要对存在诸多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以期找到解决相关问题的合理方法,为实务界司法裁判形成统一的审判路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本文从三个相关案例入手,分析案例存在争议或同案不同判的原因,并借由相关案例引出买卖预约合同在性质认定、法律效力以及责任承担三个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接下来笔者将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首先,通过比较买卖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等易混淆的合同类型,指出如何认定买卖预约合同。其次,通过分析、评析理论界对买卖预约合同法律效力问题存在的争议,有针对性地提出分析买卖预约合同效力类型的合理方法,并指出情势变更原则能否在买卖预约合同中适用。最后,笔者着力探究了买卖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在明确违约认定的基础上,探究其能否适用强制履行、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及定金、违约金的适用等。纵观全文,笔者通过对比分析理论界不同的学术观点找到问题的争议之处,通过实务界相关类型裁判案例的汇总分析探求不同的审判路径,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力求找到合理的认定方法与救济途径,为审判标准的日趋统一化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