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在1941年1月6日成立中央银行，沿用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央储备银行法案”，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简称中储行，其发行货币以下简称中储券)。本文主要利用日本报纸中有关中储行和货币战的报道、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日本外交文书以及上海档案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等馆藏档案资料，研究中储行在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四年多的运行过程中，通过钱庄的领券制不断扩大发行数量，通过发行中储券取代法币，消除蒋介石政府的金融影响，通过成立检查金融事务管理处监管银钱业及成立江浙皖地区的中储行分支行，建立一整套中央银行制度。本文围绕汪伪政权与日本政府在金融上合作与折冲的关系展开论述，考察中储行成立的背景、中储行的组织和制度建设、中储券发行所引发的货币战以及日本逐渐加强对中储行的控制，从而研究日本政府在金融领域对沦陷区的控制和掠夺程度。另外，通过分析汪伪政权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政策的优劣得失来研究汪伪政权如何获取维持统治权威的金融力量，探究在战时国家和社会时空的情境下汪伪政权的具体作用与内在涵义。由于日本的军事侵略，中国被分割成重庆国民政府控制的国统区，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根据地和汪伪政权控制的华中沦陷区，以及日本控制的满洲国、台湾、华北等占领地，在各分裂区域中出现了相对或暂时独立存在的政权形式，而如何理解占领者日本、抵抗者重庆国民政府和妥协者汪伪政权这三者的关系乃是一个仍值得全面深入探究的课题。文章选择以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日经济高度结合的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业务组织和其系列活动，考察中日战时背景下的汪伪傀儡政权及其与日本占领军、重庆国民政府的特殊关系，从而更明晰地理解“傀儡政府”的内在涵义。理清傀儡政府的历史，有助于加深和拓宽人们对抗战时期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历史的认知水平和视野。日本与汪伪政权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汪伪政权在中储行成立过程中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十分突出的。入侵者与其扶植的傀儡政府之间的关系，实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汪伪政权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确立政治权威，积极筹设中储行，可是筹设过程日本和汪伪利益的不一致，使中储行成立过程经历了不可避免的曲折。在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是当时中国工商业和金融的中枢，也是国内外金融势力犬牙交错的地区。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成为引发日本、汪伪政权与重庆国民政府三方货币战的导火索。可见对于傀儡政权来说，成立属于自己的中央银行实属难上加难，这种机构的成立不仅涉及到原有势力的反对，而且有殖民者的干预。一方面，中储券和法币经过等价兑换、差价兑换和全面回收三个阶段，法币被驱逐出沦陷区，而日本用回收的法币到国统区购买物资使重庆国民政府财政上崩溃；另一方面，通货信用和政治威信相挂钩，中储券成为华中地区通货，为了维持中储券价值，日本开始加强对汪伪政权的扶植和控制，特别是日本派经济顾问加强对中储行的干预力度。1 943年4月日本政府停止发行新军票，中储券回收军票，进而中储券军票化，发行日益膨胀。日本利用中储券使中储行为日军费“埋单”。汪伪政权因而绑在日本对外扩张的“战车”上而增强了傀儡性。文章通过中储行这一政府金融机构的个案分析和探讨战时复杂的中日关系，从而加深人们对抗战时期沦陷区历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