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传播仪式观提出以来，学术界对其讨论主要集中在“仪式观”与“传递观”二分法的概念模糊问题上，至今仍然未能有效的解决凯瑞的理论矛盾，原因是已有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理由上的探讨，而缺乏后续的经验支持。凯瑞的仪式观将传播活动限定在人类行为的符号表征、信仰共享与秩序维护的文化意义上，其理论前提建立的基础是预设仪式的非目的性、非理性以及非结果导向的。有着深刻的宗教根源的传播仪式观在试图解释人类集体传播行为的问题上，既没有界定传播仪式观隐喻来源的宗教仪式的边界以及世俗化的宗教变迁的仪式内涵变化，也无法解释仪式参与者在集体的仪式传播过程中使用仪式符号创造社会现实的机制。本研究运用民族志方法对中国广东省茂名市民俗“年例”仪式分两年进行了共四个月的重复田野调查，选择“年例”作为经验对象与仪式观对话的理由是，1）凯瑞的仪式观与传递观的二分同时来源于宗教仪式，回归考察仪式传播本身有利于明晰凯瑞二分法的矛盾所在；2）仪式观重在分析传播对社会现实的“生产”、“维系”、“修正”以及“转变”，而“年例”是一个具有历时性的宗教仪式，可以作为考察仪式何以实现以上社会过程的自然实验室；3）凯瑞仪式观的宗教来源主要植根于美国文化色彩中的宗教，“年例”作为中国的一种民间宗教，能为仪式观是否可在不同宗教情境下得到理论的延伸性提供参照。本研究目的是解释考察社会个体参与仪式集体传播行动的社会机制基础上，仪式的传播面向何以生产、维系、修正以及转变社会现实，用经验证据反思仪式观本身中的仪式概念的多样性。研究发现，在带有“自利性”的世俗化宗教仪式情境下，个体参与宗教仪式传播的集体行动中有存在1）共同信仰的消逝；2）共同身份的生产；3）宗教意义的转变；4）交往契约的构建。仪式的集体行动并不必然具有共享信仰，而是在仪式传播过程建构一种交往契约（包括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而促成。交往契约构建表明仪式在传播的集体行为中有理性化和目的化的倾向，信息的传递和仪式感的共享是辩证存在的，仪式观在阐释传播意义同时可以分析传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