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梳理了前人对中国科学技术专家群体的形成发展、科技体制化、科技专家的留学特征等相关研究工作，并把其研究方法分为科学计量学研究法、历史学社会学研究法、社会统计学方法三类。　　经过统计《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66本丛书中的相关材料，建立了3111位科技专家群体的基本特征数据库。通过补充资料建立了1920年前出生的中国“院士”群体和世界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群体数据库。深入分析《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数学卷》的资料，建立了中国数学精英学术成长数据库。整体而言，中国科学技术精英的成长具有三个典型特征:社会需求与个人专长的有效契合，名师指导与个人勤奋的复合作用，国际交流与地域文化的双重熏陶。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群体1840-1920年之间出生的科技专家男性占绝大多数，江浙沪地区出生的人数具有绝对优势，这与近现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可以把科技专家按出生年分为1841-1875、1876-1896、1897-1910、1911-1920四代。教育背景比经济背景对科技专家成长的影响更大，社会基层家庭出身的科技专家也占相当的大的比例，后天努力对科技专家的成长也十分关键。1840-1920年出生的中国科技专家获得博士学历的仅为三分之一稍多，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超过半数，绝大多数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这与中国近现代科技教育的落后有关。有四分之三以上的科技专家具有出国留学进修的经历，他们平均留学4.61年，其中近三分之二留学美国，1918年之后出国留学的科技专家开始增多，1946年是归国最高峰，这与中国近现代的留学政策密切相关。知识分子政策密切影响着科技专家政治面貌的选择。　　中国“院士”仅有59.55％具有博士学位，远低于诺奖得主91.19％的比例，这与20世纪中国的教育政策、留学政策的导向有关。中国“院士”按出生年代可以分为1870-1896、1897-1911、1912-1920三代。诺奖得主的出生阶段则相对均衡，仅1918年出现了峰值，而中国“院士”出生年1917年出现了峰值39人，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的国家化、国际化趋势有关。中国“院士”和诺奖得主群体在平均寿命、当选年到逝世年间隔、学成年龄、当选年龄或获奖年龄等时间特征上并无明显的优势或劣势。中国“院士”和诺奖得主都是秋季的出生比率最高，但因气候原因两者冬季的出生比率和死亡比率差异非常大。　　在排除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等复杂因素之后，中国现代数学精英的成长符合默顿的优势积累理论。其学术优势积累的影响因素可分为隐性因素、显性因素、中性因素三类。在进入高等教育阶段之前出生地域、父母教育背景、家庭经济背景是三个重要的隐性因素。高等教育阶段留学国家、就读学校、师徒关系是重要的显性因素。完成高等教育到第一项科研成果产出之间的阶段隐性因素和显性因素共同作用。第一项科研成果产出后到代表性科研成果产出之间的阶段显性因素和中性因素共同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