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是在现代性的焦虑中发生的。本论以“文法”“修辞”为思想关键词对“五四”文学革命的现代性诉求进行深入考察,通过对隐藏在理论文本中的一扬一抑的思想面相进行深入挖掘,认为“五四”启蒙先驱扬文法抑修辞的理论乃是针对修辞泛滥、文法缺失传统文言而发,其最终目的是在文学革命中通过扬文法抑修辞来引导国人的思想从形象思维向科学逻辑思维的转换。我们知道,修辞与文学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而文法则与语言规范性过从甚密,通过对“文法”与“修辞”紧张关系的剖析我们能够窥见文学革命中语言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紧张关系。语言表达追求的是表达的细密准确,而文学追求的是情感形象化的审美。“五四”启蒙先驱片面追求语言的文法化与语言表达的“通”与“不通”,虽然扭转了传统文学修辞过度的“文胜之弊”,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修辞审美的重视。作为审美的文学,虽然文法的严密化能够使得表达更加深邃,但是有时限制了文学语言对自由的追求,导致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打倒文法偶像”的呼声。论文通过分析文学革命中语言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紧张关系,探讨“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两种称谓之间的吊诡。就这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运动来说,“五四”启蒙先驱在现代性焦虑中将文学运动与语言运动极力糅合,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五四”文学革命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两种称谓熟视无睹。其实,在这种称谓差异背后存在着语言运动与文学运动概念的混淆。质言之,“五四”启蒙先驱一方面从事文学运动,一方面又从事语言运动,这只能说他们在兼做两类事,而不能把“五四”文学革命与“五四”白话文运动这两个运动说成是一个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