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舆论监督中的政府应对是近几年我国政府、媒体以及学界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面对新闻舆论监督,各级政府和人员采取何种态度和方式面对,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施政效果,并影响新闻舆论监督的开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国内学者据此提出“新闻执政能力”的概念,党和政府如何管理和应对媒体被放到了影响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地位上。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达,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视域全球化、格局复杂化、主体多元化及视角深层化趋向明显,政府所处的舆论监督环境愈加透明,对应对舆论监督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应对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也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从总体看,我国政府应对行为缺乏统一科学的理论指导,处于经验主义应对状态,随意性强而规律性弱,六种不合理的应对行为类型暴露出政府部门应对思路上的误区,揭示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体制不健全、政府工作人员媒介素养欠缺等深层问题。当今,不科学的应对行为损害政府的权威和信誉,阻碍政府公共管理的有效开展,如何构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中政府应对行为的科学化理论和模式,让政府应对行为取得良好的效果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探究我国舆论监督中政府应对行为的科学化理论和模式时,本文提出了以新闻传播学为核心,其他理论为辅助的综合理论框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对我国政府应对行为的重要指导意义,明确了新闻传播手段为常态、法律手段为救济的应对原则。在政府应对行为科学化的具体新闻传播策略分析中,政府首先要重视议程设置,通过具有新闻性和重构性的政府议题框架构建,政府能够修整和丰富舆论监督中固有的媒体议程,让公众关注政府想说的；另外一方面政府通过契合自己身份、符合舆论发展规律的信息提供与意见表达,发挥意见领袖的优势,赢得公众的支持与赞同,引导舆论良性发展。在媒介渠道的应用上,政府应在同等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网络等新媒体的把握,利用政府网站、论坛、博客等网络形式应对网络舆论监督,打造网络共鸣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