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陈立夫,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其作为蒋介石左臂右膀的政治形象,是中华民国时期显赫一时的政治家,国民党的官方理论家。其实,脱下政治的外衣,他还是声名显赫的学者、文人,尤其是后半生,他退下政治舞台,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著书立说,致力于探寻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陈立夫生在乱世,一生历经风雨,且长达百年,这些对其思想产生的影响可谓至深。走下政坛的陈立夫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对西方文化进行剖析后,认为“欲救今日之世界危机,自当求之于中国文化,则二十一世纪,乃为人类福祉来临之光明时期也。”由此,他试图重建儒学,再造国魂,发皇内圣之学,新开外王事功,欲以发挥儒家的理想人格来塑造国民的人格,改良当今社会,复兴传统文化。陈立夫取孔孟“一以贯之”之道,以传统的德行人格对人进行划分和比较,倡导人们以“君子”为人格修养之一般标准,以“圣人”为最高人格理想,从格物致知以成智,诚意正心以成德,二者兼赅,力求修身以“成已”、“成物”,完成人生的责任。在外王之道上,现代社会的陈立夫,深感当前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弊端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试图从中国古老的孔孟儒家的政治学说中寻求解决方法,继承发展孔孟仁政思想,主张修己善群,尊德重人,以王天下。他期望通过阐发儒学的微言大义,一方面使儒学走向现代化,有效地指导当代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依然存有通过宣扬儒学传统文化,抗衡、批判大陆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宿愿。综观陈立夫对儒家文化的反思,推崇大过改造,绝大多数都是新瓶装旧酒而已,且政治印记、目的明显,时刻为政治需要而服务。他立足于自己的理论所需,借儒经以发挥已说,往往带有联想式思维的任意性,因此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同时在“返本开新”问题上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过多的用儒经去处理社会实际问题,竭力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能性,认为中国文化在总体上优于西方文化,对儒家文化表现出继承有余、超越不足的倾向,同时对西方文化的解读也有不合理之处。但是他在中西文化融通的过程中以民族文化为本位、对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开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另外他对两岸统一大业的实现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