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1859)为研究文本,尝试厘清赫蒂·索雷尔的弑婴行为叙述与维多利亚时期隐含的伦理困境之间的关系。19世纪宗法伦理秩序在女性道德堕落中所起的压迫以及刺激推动作用促使未婚先孕女性面临着生存上的种种困境。艾略特以玛丽·沃思为原型所创作的赫蒂这一人物及其所犯的弑婴之罪为道德索引揭露了作者本人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个体身份与社会规范下的双重身份的焦虑。弑婴行为本身已引起了强烈的公众焦虑并引发了维多利亚社会对这一犯罪行为的热切关注,艾略特为世人公认的同情心使得她能够捕捉到维多利亚时代伦理体系与女性个体行为之间的断裂与不和谐之处,而赫蒂·索雷尔的弑婴行为恰恰是这个大时代背景下的不和谐“声音”。私生现象的出现以及对该时代违背伦理之人的审判使得伦理困境凸显：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秩序是出于母性第一位的考虑还是因为女性规范违反者的行为危及到了宗法伦理秩序的权威统治才置她们于死地?宗法伦理秩序强调并推崇女性对子女无条件的爱与自我牺牲式的付出,在此单一的意识形态之下,艾略特剖析了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伦理规范之间的矛盾关系,而这一切都通过赫蒂·索雷尔的弑婴行为所触发的伦理困境凸显于公众的视野之内。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身份地位依附于传统的宗法伦理秩序,言行举止需遵循社会认可的道德准则,然而,放弃女性个体的独特身份,单一地依附于社会伦理规范亦无法使其成为一名真正独立的女性。以赫蒂·索雷尔为诫,艾略特向我们昭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与伦理行为才能成就女性独立饱满的主体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