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责任政府”的构建,政府官员问责制开始启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在政府官员问责制中,“引咎辞职”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它既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诉求。几年来,一些地区和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引咎辞职”的规范、文件,一批官员也相继引咎辞职。特别是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公务员法》中首次引入“引咎辞职”这一概念,提出了建立了公务员引咎辞职制度的要求。作为一部规范我国公务员人事管理的法律,引咎辞职制度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党和政府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完善我国人事管理制度的信心和魄力,突显了行政伦理建设中制度伦理和官员道德的双重维度,特别是在道德方面,提出了将其转化为制度性设计的要求。在国外,“引咎辞职”已经是一种常规的公务员退出机制,但目前很多国家都还没有关于官员引咎辞职的正式法律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像一种“不成文的规定”。许多国外公务员法律仅仅规定了公务员的辞职、辞退制度,均没有与“引咎辞职”相关的条款,他们推崇地是遵循惯例和公职人员自律的精神。非正式性、不成文性是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在制度形式上的特征。而在我国,尽管将其作为一项制度提出来,却对引咎辞职条件、时机等核心内容的认同、定性上有一定的模糊性,影响了该制度的操作性,同时,我国现在缺乏启动国家程序的相应规范来为引咎辞职提供支撑,影响了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这一制度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述。本文主要研究了引咎辞职制度的产生、概念、理论基础等基本理论;通过分析引咎辞职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困境,从其适用的范围、条件和程序等方面着手,确定一种操作性更强的实施细则;并从完善引咎辞职的外部政策环境的角度,提出了怎样完善我国引咎辞职制度的设想,以期对我国引咎辞职制度的发展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