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洲步入16世纪,宗教力量式微,日渐退出国家的公共领域,人们的精神世界逐渐脱离上帝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人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国家在脱离教会控制之后应该以何种形式重塑公共生活?对此,莫尔主动投身于时局之中,用《乌托邦》给出了他的回答。16世纪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贸易迅速发展,圈地运动愈演愈烈,私己利益成为个人最高追求,与日俱增的矛盾撕扯着整个社会。对于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病,莫尔追根溯源,将落脚点放在社会的主体——人身上。他结合古典哲学的学识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洞察,从反思人的本性着手,将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人性。莫尔认为,人是携带原罪降生的,骄狂就是人性基本的罪恶,并由此衍生出贪婪和懒惰。正是人性的这三个方面,才使得私有财产变成社会分化的工具。同时,莫尔也认识到,人的天性是既定的,助长人性的恶肆意蔓延的却是社会环境。因此,要想抑制人的本性,约束人性中的恶,引导人性后天向良善方向发展,必须重新构建一种良善的环境。乌托邦就是这样一个新环境。本研究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因果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探究莫尔的人性观与《乌托邦》国家学说之间的关系。论文认为,为了约束人性的恶,莫尔从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宗教等方面进行设计,构建了一个让人不想恶、不能恶甚至不敢恶的理想国家,由此形成《乌托邦》的国家学说。伦理道德方面,莫尔受古典哲学中的美德政治启发,用教育为乌托邦营造氛围。乌托邦有着德性的教育体系,使人不想作恶。每个人从出生就被培养和教育要形成个人美德和认知理性,追求高尚的快乐和幸福。同时,莫尔也赋予了乌托邦强烈的权力色彩,构建了让人不能作恶的新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主要包括:所有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首先,乌托邦执行着严格的生产劳动制度,每个人都进行强制性劳动。这可以抑制人们的懒惰思想,培养勤奋敬业的品德,铲除社会的“寄生”现象。其次,按需分配的制度给予所有人生活保障,因此贪婪就会了无踪迹。最后,乌托邦的公有制度直指人性最大的恶——骄狂。莫尔认识到经济制度对人的影响,并从人的本性和需求出发来阐述公有制。他认为只有公有制才能真正铲除私有制下一切罪恶,并为乌托邦人形成无私、正义、质朴等基本品性提供制度环境,让人无法作恶。莫尔希望通过社会制度的强力实现对个人品性的全面转换和塑造,彻底改变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底层人民和贵族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精神秩序方面,莫尔没有完全放弃宗教对人的精神和品性的指引作用。乌托邦的宗教信仰主要有三点:神之存在、灵魂不灭、彼世赏罚。莫尔认为在人民的个人发展里,宗教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给养。正是这些宗教信仰指引人们严格遵守新的社会制度,使人们对来世的命运形成畏惧,从而不敢作恶。可以看出,乌托邦的整套国家学说都建立在莫尔对人性的认识的基础之上。《乌托邦》的国家学说是理想的,但莫尔的人性观却是极其现实的。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正是时代局限性的体现,这也为我们留下无穷的遐思。自此以后,乌托邦思想成为一种思想体系流传开来,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源泉。莫尔之后的众多社会主义者以《乌托邦》的社会制度为雏形进行构思,马克思恩格斯也在莫尔批判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批判创新,继续前进,开创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