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期所创作的军事题材诗文中包含了诗人强烈的批判意识,并体现了其卓越的军事识见与积极参政的政治热情。杜甫始终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坚定信念,因此对时事非常关注。由于处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大变革时期,社会弊端接连出现,这与杜甫所希望的清明治世相去甚远,使得杜甫义无反顾地对社会中阴暗与丑恶进行了辛辣地讽刺与批判。上至君王将相豪族权臣,下至宦官,尤其对“安史叛将”等为非作歹之人,给予深刻地批评乃至批判,由此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军事诗文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这又体现了其忠君爱民的情感。在唐官军与安史叛军鏖战的八年间,杜甫时时关注着官军的平叛战争进程,殷切盼望国家早日结束战乱,尽快恢复稳定。因此,杜甫对于官军的战略部署、战争策略尤其是战争失误等方面都积极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希望朝廷和官军的有识之士能够给以采纳。在战争策略方面,杜甫提出了“擒贼擒王”观点;同时特别重视战略要地,在多首送友赴任的赠别诗中,杜甫反复叮咛要注重把守战略之地;边疆安宁朝廷则可专心平复叛乱,故杜甫认为安抚边民将十分利于官军的平叛战争;在《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一文中,杜甫就完全消灭安史叛军提出了多项建议,可谓杜甫军事识见的集中体现。对于杜甫的军事识见,后人多有赞述,甚至认为如果朝廷能够适当采纳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促进官军平复叛乱的进程。但是,诗人长期身处草野,其军事建议最终难达圣听,只是存于诗文集中,令人叹惋不已。杜甫自幼立志“立登要路津”,故一生积极议政参政,甚至在远离朝廷身处草野之际,其依然怀有忠君报国议政为民的热情,在安史叛乱之时这一情感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官军平复叛乱初期,唐王朝借兵于回纥,杜甫敏锐地预感到这将是“引狼入室”之举,因此杜甫在其诗文中反复申明极力反对朝廷此举,尤其反对用“和亲”之策联络回纥。对于唐官军的选将之事以及官军的军事行动等问题,杜甫亦有建言,认为要慎于选将,行动决不可冒进,甚至对叛军的投降行为都要区别对待,谨慎行之。客观而论,远离朝廷的杜甫能有此等政治识见,根源于其终生不渝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期所作军事题材诗文虽然只是其全部作品的极小部分,但是由于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杜甫的批判精神、军事识见和政治卓见却体现的尤为突出,很值得我们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