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吉体的风格核心是“锦囊句”;梦窗体的风格核心是“字面”。修辞是造成“锦囊句”与“字面”的共同原因,因而也是理解长吉体和梦窗体的关键。李贺与吴文英的共同修辞特点是:辞格密度大;辞格运用独特;炼字习惯独特。这些特点在文中有大量表现。修辞不仅决定了李贺与吴文英诗歌的的基本语言风貌,而且决定了其诗歌在立意、构思、章法安排等其它方面的特点。李贺与吴文英的修辞创作是当时历史条件和作家主观努力共同促成的结果,它对修辞学、文学和美学都作出独特贡献。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里,作者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详细分析了李贺与吴文英诗歌修辞的特点。首先,作者对同时代主要诗人的辞格运用密度进行了分析,指出李贺与吴文英是同时代诗人中辞格运用最为频繁的诗人;其次,作者详细分析了李贺与吴文英的辞格运用特点,指出通感和复合修辞是李贺与吴文英两种最为独特的修辞方式,阐明了它们对二人诗歌语言产生的强烈影响,同时还对诸如引用、代字和比拟等普通修辞手法作了分析;最后,作者从词汇研炼的角度探讨了李贺与吴文英的独特用字习惯,特别是李贺对色彩词汇的研炼和吴文英好用怪僻字的习惯。 在第二部分,作者详细探讨了修辞意识对李贺与吴文英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修辞意识对诗歌的构思产生了影响,它不仅构成了创作冲动的触发点,也打破了一般构思时所遵循的顺序、详略等原则;修辞意识决定了李贺与吴文英 诗歌的结构:蒙太奇结构和梦窗式结构。并进一步说明,修辞通过形成“锦囊句”和“字面”,从根本上决定了“长吉体”和“梦窗体”的诗体风格。 最后一部分,作者简要分析了形成李贺与吴文英修辞风格的主客观原因,着重评价了二人的修辞创作对修辞学、诗学、美学三个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它包括,二人开拓了修辞新领域,成为了通感与复合修辞的集大成者;二人对语言形式的追求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诗歌观念;修辞心理与审丑心理相表里,将丑带进了美学领域,形成了新的审美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