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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对比研究国家机构译者与自由译者英译小说的翻译规范。为使研究更具说服力,本文选取了《边城》的戴乃迭译本和金介甫译本进行研究。戴乃迭译本于1962年初刊于《中国文学》杂志,后于1981年正式发表于“熊猫丛书”系列——两者均为中国外文局主导的中国文化对外译介丛书;金介甫译本于2009年在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 Publishers)出版发行,总体来说未受国家机构干预,很大程度上是译者个人兴趣所致。通过描述戴乃迭和金介甫翻译《边城》的翻译规范,两种不同模式主导下的翻译活动(国家机构译者与自由译者英译小说)的翻译规范也得以呈现。本文结合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形成理论框架,分别从起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三方面对选取的两个译本及前后涉及的翻译活动进行对比。在文本对比的基础上,归纳两种活动体现的国家机构译者与自由译者小说英译的翻译规范的异同,并阐释其原因。通过分析,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1)国家机构译者与自由译者英译小说的翻译规范的相同之处体现在以下三点:从预备规范来看,在翻译的直接性上,无论是国家机构译者的小说英译,还是自由译者的小说英译,大部分情况下均采取直接翻译,即从原文直接翻译成译文,中间不经过任何第三语言。从预备规范来看,在翻译政策,即影响选择原文进行翻译的因素方面,国家机构译者与自由译者的小说英译活动均会考虑原文的文学和艺术价值,以及原文作者的地位和文学成就。从操作规范来看,为了尽可能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国家机构译者与自由译者的小说英译活动都会调整译文的完整度(如增删)和译文的位置,并做出一定的分割。2)国家机构译者与自由译者英译小说的翻译规范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以下三点:从起始规范来看,国家机构主导的翻译活动倾向译本的可接受性,而自由译者通常可同时保证译文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从预备规范来看,在翻译政策方面,国家机构译者多从作品是否适合国家宣传、文化对外传播的角度考虑,而自由译者的小说英译更多地会考虑译者个人的兴趣爱好。从操作规范来看,在词层上,当涉及封建政治、旧社会传统文化习俗等内容,国家机构译者通常会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和删改,以保证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的确立,而自由译者相对较少考虑这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