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警察制度的产生、发展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在中国近代警察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示范性。近代天津警察既是清政府新政的实践产物,也是天津租界区各国警察体制移植与作用的必然结果,更是近代天津社会发展对于制度变革的需要。1902年,联军在归还天津时,以清军只能在距津20里外驻兵为条件,如何在不驻军的情况下维护天津社会秩序、保障城市安全,成为关系到津埠乃至京都安危的重要问题,近代天津警察制度即在此契机下被创建。在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建设下,天津警察在维持社会秩序、保障城市安全上很快显示出独特的优越性,清政府将之作为典范在全国推广,直接推动了全国警政建设的步伐。进入民国以后,受时代影响,天津警察对全国警政的影响不如清末时期那么鲜明、深刻,但历任政府及警察当局并未停止对警察制度的完善,警察职能得到进一步拓展,警察依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现有关于近代天津警察史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末建警时期,对北洋政府时期关注不足,且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民国时期四大报刊之一的《益世报》作为主要史料来源,更加注重非官方史料与官方史料的相互印证。该《益世报》虽有宗教背景,却非宗教性刊物,创办人雷鸣远及其他核心报人始终立场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当局不公正的政治行径,《益世报》也因之声名鹊起,成为与《大公报》比肩的津门大报。该报对天津警察的记述内容丰富、立场客观,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基于该主要史料,本文把近代天津警察还原至当时的历史境况中,试图在北洋政府时期这一社会剧烈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对天津警察自身建设、多重职能及其社会作用进行剖析,以了解其发展脉络,分析其时代特征,明晰其社会角色,并探明这一时期天津警察在近代天津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对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相较于清末初创期的辉煌,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的发展虽稍显逊色,亦因时局动荡遭遇了发展的黯淡期,但依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在全国依然处于较先进的水平。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扮演着复杂的历史角色,承担着多重职责,不仅通过打击违法犯罪、维持经济秩序、控制民众政治自由等方式加强了社会控制,亦将市容、路政、卫生等市政管理及整肃社会风气、发展慈善等社会改良纳入了职责范围。究其原因,既是政治生态影响使然,亦是转型期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这一时期天津警察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来看,首先,天津警察当局通过完善组织机构设置、转变执法理念、加大法治建设、加强队伍建设等举措提升了社会治安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天津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次,警察市政管理职能的行使进一步改变了天津地方行政管理与城市管理职能相统一的局面,警察当局的警区设置及其对城市的多方位管理为之后天津市政机构的设立奠定了基础;再次,无论是天津警察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还是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干预,对改变民众落后的生活方式、培养民众公共意识、改善社会风气皆有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在近代天津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正项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