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文章体式的变化与报刊的兴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自晚清至“五四”,伴随着报刊功能的变化,报章论述的潮流发生了从“论说”到“时评”再到“杂感”的演变。“论说”的兴起源于报刊从“清议”到“舆论”的功能改变,梁启超的“新文体”为此中代表,以杂糅各体、纵横捭阖、笔端含情的泛论为特色；“时评”的诞生是时事新闻与报刊结合的产物,陈景韩的“冷血体”尤为创体,以短小精悍、冷隽明利、灵活多变的批评为特点；“杂感”则是时政评说的个人化与文学化,融合了“新文体”的内热与“冷血体”的冷峻,鲁迅的“随感录”开此先风。本文试图重返历史现场,考古式地梳理晚清至“五四”的报章论述文体演变,并探讨这一变动得以实现的内外动因与价值影响。第一章以梁启超的“新文体”为主要对象,从晚清早期报刊的“清议”传统到甲午战后维新变法运动中的“舆论”空间,引出报章文体从“著述文”到“新文体”的变化,进而探讨“新文体”从杂糅各体、融通古今的“时务文体”到平易畅达、笔锋含情的“新民体”的形成过程,分析其价值与限度,兼及作为“新文体”变体的“自由书”。第二章以《时报》的“时评”为中心,通过《时报》与梁启超的“合”与“分”揭开报章论说风尚转变的内在原因,由此考察在日益紧张的时局影响与新闻专业的追求动力下,时事新闻与报章论述文体的结合所引发的文体新变,继而与梁启超的“国闻短评”比较,揭示“冷血体”的创体特征,以及“小说”与“时评”的互文笔法。第三章以《新青年》的“随感录”为重点,从“冷血体”的式微引出民初舆论环境的恶化,探讨《新青年》在此背景下的政治策略和“启蒙”姿态,分析“随感录”的栏目的设立与一种个性化的“时评”样式的逐步确立过程,以及在此之后鲁迅个人化与文学化的“杂感”生成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