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分五部分：导言，首先对何其芳研究现状进行了考查。以此为基础，确定我的任务，提出本文的写作构想。其次，在解释关键词(心灵轨迹，前延安时期，延安时期，后延安时期)意义的同时，介绍论文的基本框架和论证机制。最后，指出文章的两大创新点：一、用心灵传记方式，对何其芳20世纪30年代后人生历程作了较为细致、可靠的系统化研究，从而揭示出何其芳人生的复杂性的一面。二、进一步分析“何其芳现象”之于文学发展的经验。 第一章，前延安时期的何其芳。时间从1936年5月31日到1938年8月25日。本章展示20世纪30年代何心态的变异状况。指出，何其芳当年奔赴延安，原因有二：一、是何其芳的文学创作出现问题后，他为了寻找新的创作之路，而作出的一种抉择。当时，何其芳在创作上遇到两种困扰，首先，他深受转型问题困扰，为了更新自己的创作生命，他不得不选择介入社会。然而，他又受到了国统区文化环境的困扰。为了寻找适宜的发展环境，他选择了离开国统区。二、是他的“不满”情绪发展变化的结果。不满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不满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不满传统文化。其次，不满自己性格中的孤独特征、自己的文学身份和事业遭际等。这些不满凝结起来，发生聚变，促成了他与旧身份、旧环境的最终决裂。文章还进一步辨析了他当年投奔延安的主要目的。一，何其芳奔赴延安，是否专为投奔圣城？二，他去延安，最初是不是为了要参加政治“革命”斗争？答案都是否定的。实际上，他是打算途经延安，到抗日最前线去，亲历战争，写报告文学，兼及社会、文化批判，以实现作家服务于抗战之目的。得出这种结论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的何其芳依然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真诚的作家。 第二章，“延安时期的何其芳”。时间从1938年8月25日到1949年10月1日。本章考查了何其芳的“延安变化现象”。主要有两点：一、快乐。探讨如下问题：1、在国统区时，何其芳心情抑郁，个性孤独，可到延安后，他突然变得快乐、热情起来，原因何在？根本问题在于，在何其芳眼里，延安与国统区比起来，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文化环境宽松，作家被重视，社会纯净等，这一切都令何其芳深感欣慰。2、何其芳当然也有苦闷的时候，其原因是？首先，由于价值观的冲突。其次，生活环境太苦，他有些难以适应。再次，人际关系处理失当影响情绪。那么，他怎样处理这类问题，以最终获得快乐？何其芳采用了多种心理调适法。比如忆苦思甜、寻找榜样、梦想未来、文学寄托等。通过调适，他达到了快乐目的。3、快乐心态对何其芳造成了下列影响？一方面促使他以更加积极态度的面对人生，另一方面，他也成了一个盲目快乐者，一个真诚的被改造者。二、单纯。何其芳是怎样从复杂转向单纯的？首先，分析“快乐后遗症”现象，以说明整风前，何其芳思想的双重性。这表现在两方面：1、作为一个党员，其政治思想复杂，2、虽然名义上参加了革命政治工作，实质上却一直以文学活动为目的。其次，对他的单纯化过程进行展示，对纯化原因，纯化方式，纯化结果逐次作了分析。原因：主要在于环境的要求。方式：自我思想清算，在实践中锻炼。由此，何其芳完成了对自己的单纯化型塑，真正成了一个信仰、思想、行动的三位一体的革命者。最后解释变异的原因：忠诚观念，自纯意识是决定性因素。 第三章，“后延安时期的何其芳”。分析何其芳建国后的两种心态。首先，分析他的“无奈”心态。分两方面论述：一、作家的无奈。革命成功，何其芳总希望重归创作。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难以圆梦。表现有三：1、无助的个人请求。何其芳想创作，但只能服从组织安排。2、艰难的话语协调。他偶尔也发表作品，但每次都会遭到批评界粗暴的对待。3、凄凉的被鄙薄者。文革以来，他被彻底鄙薄了，他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二、学者的无奈。何其芳的研究工作问题同样很多，矛盾重重，他深感无奈。表现有二：1、被迫研究造成了他心理上的巨大的“不协调”感。2、自觉难以胜任，加上身份复杂，环境苛酷，他做研究苦不堪言。其次，探索他的政治信仰心态。论证四方面问题：1、迷狂的权威崇拜心理。何其芳迷信权威，甚至盲从权威。他的崇拜心理有多种成因，比如环境的压力，思想的传统性，人格的权威特征等。2、永远的改造意识。自延安整风以来，改造已内化为何其芳的一大政治伦理。3、旋转的齿轮特性。何其芳自诩为革命的“哨兵”，有着强烈的自我工具化倾向。4、一贯的快乐感。与“无奈”的文学心态相对，政治上，何其芳却是一位革命乐观主义者。这使得他常处在一种麻木快乐的精神状态中。总体上，何其芳政治心理明显走向极端，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虐”的巨大作用力；二、体制的威慑力；三、“巫科学”观念和“特色民主”思想的影响。 结语。总结全文，进一步分析“何其芳现象”的文学史经验。分三方面论述：一、从“现象”到“经验”。二、“何其芳现象”的主要特征：单面人格和“失位”心理。三、“何其芳现象”之中的“现实性”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