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法治的发展历史来看,法治的一切价值准则和理论原则都是在市民社会中培育出来的,现代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然而,在西方,市民社会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在中国,市民社会则是一个新生事物。因此,市民社会对于中国与西方意义不同,如何生成中国市民社会成为学者间最为热烈的话题。市民社会理论所主张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架构及其民主、法治、多元化等方面的原则和理念为中国和谐法治社会的建构提供了前提条件。因此,借鉴、研究这一理论是必要和有益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含义、特点。从西方市民社会发展历史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论模式:第一,以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为代表的政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第二,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第三,以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文化角度的市民社会。一般来说,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是相对应的一个范畴,主要是指相对立于政治国家的非政治生活领域。它的目的是依靠社会力量来抵御国家权力,使社会和人民获得一定的政治自由,有利于社会与国家达成良性互动关系,共同致力于加快现代化进程。中国曾出现过市民社会的萌芽,但浓厚的社会生活政治环境曾将其扼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民社会在中国再次萌芽。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运作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不应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与我国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相适应。市民社会的建构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发展也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由于中国市民社会生成缺乏根基,对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方案很难设计、实施,我们只能从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得到普遍性的经验,从我们传统文化中获得建构本土市民社会的经验性认识。透析现代法治国家的内在构造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特征,二者之间有着多方面、深层次的契合。因此,通向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社会之路的构建,只有建立在和谐社会之上的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彰显法治的价值,也只有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国家才能最终走向和谐社会。如何使市民社会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建设,笔者拟从法理学角度,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来探析市民社会及其作用、建构。研究的目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吸取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前提下,能够立足我国的传统与现实,对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做进一步研究,并寻求其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契合面,从而促进中国和谐法治社会目标的最终实现。本文的撰写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概述;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内在契合;市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必然联系;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总之,充分发挥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推进法治国家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