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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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時代後期秦鼎所撰《國語定本》導源於明萬曆間張一鯤本《國語》,用清嘉慶間黄丕烈重刊明道本《國語》加以校勘,上承同時代關脩齡《國語略説》、冢田虎《增註國語》,下啟明治初高木熊三郎《標註國語定本》,與清嘉慶間董增齡所撰《國語正義》並成雙峰,在整個《國語》學術史上佔有關鍵地位。國内學者俞志慧、郭萬青,及日本學者小方伴子,皆已對此作有所研究,唯目前尚缺文獻學系統性研究。本文從版本梳理、校勘、訓詁、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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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時代後期秦鼎所撰《國語定本》導源於明萬曆間張一鯤本《國語》,用清嘉慶間黄丕烈重刊明道本《國語》加以校勘,上承同時代關脩齡《國語略説》、冢田虎《增註國語》,下啟明治初高木熊三郎《標註國語定本》,與清嘉慶間董增齡所撰《國語正義》並成雙峰,在整個《國語》學術史上佔有關鍵地位。國内學者俞志慧、郭萬青,及日本學者小方伴子,皆已對此作有所研究,唯目前尚缺文獻學系統性研究。本文從版本梳理、校勘、訓詁、評點等角度對《國語定本》進行較爲全面的文獻學系統性研究,以探討其學術價值——結論如下:秦鼎作爲日本折衷學派學者,學術眼界寬廣、治學精審,其率團隊治《國語》六年,撰成《國語定本》,於校勘(具“三性”:先進性、嚴密性、繼承性)和非校勘類注疏(具“四性”:互補性、嚴謹性、包容性、精簡性)兩方面分别取得重大、獨特成就。在整個《國語》學術史上,《國語定本》作爲日本江户時代《國語》研究集大成者的地位無以動摇,且相對《國語正義》具有重要互補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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