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刑事证据的质量。在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可以说是所有证人中最脆弱的人,但是由于这类案件特殊的证据构造所导致的证明难题,使得性侵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打击的效能有所流失。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由于其特殊的证据构造使得这类案件面临着一定的证明困境,一方面,由于使用非暴力手段的熟人作案以及生物证据的时效性短的特点,这类案件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少之又少;另一方面,由于犯罪场所的隐蔽性,言词证据呈现“一对一”的状态,仅仅依靠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和大量证明力较弱的传来证据,通过我国印证证明很难成功实现对案件的追诉。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印证证明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上存在适用上的不足之处,相比较于典型的自由心证,印证证明的定罪门槛相对较高,因此,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上,如何革新我国的印证模式、赋予自由心证更高更重要的证明地位、充分发挥事实裁判者自由心证的力量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本文通过探究域外证据规则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上的例外适用,探寻相关外围证据在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上适用的可行性,以此来拓宽案件的证明路径,同时呼吁适度降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证据之间的印证标准,探究利用单一证据定罪的可能性,从证据法视角上完善案件中的证据搜集与事实认定,以寻求对未成年被害人性权利和性隐私等法益的倾斜性保护。本文正文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根据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随机搜索的的关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判决书以及官方指导案例中体现的证据审查判断标准,总结出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证据特点;其次是通过案例来分析实践中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事实认定路径,发现印证证明在此类案件上适用的局限性。第二部分是以证据搜集和印证证明两个角度为出发点,揭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明难问题的面纱,一方面揭示证据搜集的困难与不足是导致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明难、认定难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对印证证明模式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事实认定中的不足加以阐释。第三部分主要是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搜集问题的反思,首先是要不断完善以被害人陈述为中心的证据搜集,其次从证据可采性的角度对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证据准入门槛的反思,通过探究域外国家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上的证据规则的例外,主要以美国的品格证据和传闻证据规则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例外适用为主,从中探寻一定的经验与启发。我国的刑事证据种类囿于八大种类,并且没有设置兜底条款,鉴于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在证明问题上存在的特殊困境,需要赋予专家科学证词、品格证据等证据一定的证据地位,一定程度上放宽证据的准入门槛,在实现证据自由的基础上更好的发挥自由心证对于案件待证事实认定的作用,以更好地实现对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诉。最后从证据证明力的角度论证孤证不能定案的传统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需要被合理看待,在言词证据“一对一”的证据构造下,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时,可以通过陈述中与案件事实关系不大的外围事实之间的印证性增强儿童证言的可信性,强调自由心证在评价儿童证言证明力中的重要作用,以探究利用单一证据定罪的可能性。第四部分主要是对印证模式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上适用问题的反思,首先通过对自由心证和印证模式两种证明模式进行一定的辩证分析,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其次论证如何发挥自由心证的力量来指导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事实认定,赋予自由心证在我国刑事诉讼证明中更明确和更重要的地位。论证如何通过构建自由心证的配套制度体系来为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存在的证明困境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