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近代造型艺术系统中，素描不仅作为艺术家的一种绘画技术手段，更深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不仅是一种绘画形式，更是一种绘画观念。素描对于造型艺术来说，每次创作的厚积薄发，都是对直觉的把握和对潜在观念的直接表达。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世间的情感又重新找到了归属感，并打着高扬理性的旗帜一步一步走向世俗主义。可以说现代社会的产生与理性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随着西方哲学思潮中主流角色的不断转变，素描作为其艺术领域中的一种独特形式也随之徘徊在对传统人文艺术主义的艺术本质和功能概念的尊崇与反叛，以及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新艺术与旧艺术的界限，和理性与反理性的思潮中。　　可以说，“再现——呈现”是人类视觉的演变过程，而素描则是最理想的演化，从远古岩洞里所呈现出的早期人类素描具有极强的形象感和抽象感的图形符号描绘，到以理想化为高度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再现技艺和充满禁欲的中世纪艺术，再到以人文主义为思想核心的文艺复兴、追求完美的古典主义、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反对娇柔造作的印象主义以至现代主义、表现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后的素描演变史中线索——从现代主义的后印象派和表达内心情感的表现主义运动开始，素描就已从对物象的技艺性再现和记录或研究，逐渐转变成对形象的艺术性呈现、再造及阐释，无论从语言或形式都不再是纯粹的描绘，而是服从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追问。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体现的正是人性孕育于自然的和谐之美，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强调人的创造、伦理和审美活动对其自然和谐的把握与模仿。更重要的是，人文主义者都认识到“文”与“人”的实质体现在人性的表达、社会凝聚力等诸多方面，是哲学理性、语言修辞、道德生活与行为中劝善及修为的标记。宗教禁欲与道德观念的此消彼长，造就了人性自由的释放，仿佛自由是神赋予人的礼物，它将灵魂置于艺术家的思维中，灵魂包裹着“精微理性”（来自于新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灵魂的创造把理性的外化转换为形式，形式与内容结合组成可感的具体物体。费奇诺心目中的人性的楷模是艺术家的灵魂，在他看来，人所创造的绘画是奇迹的，是神圣的，是利用自然、装饰自然的神奇力量。　　笛卡尔对理性主义的宣扬——“我思故我在”的唯理论夸大了人类理性和自我主体，降低了感性经验和想象在文艺中的地位，把文艺当成理性主义的附庸，提高了理性对美学的指导，摒弃了认识论中的感性认识。当时的欧洲美学革命客观上为美学思想的变革提供了新视角，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文艺理论。　　启蒙运动源于理性主义，重视人的理性和责任。　　“现代性”则诞生于现代社会受启蒙运动的批判下，这个时代中，宗教道德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很深的批判，康德则为这些批判整合了一套体系，并制定了一套“现代性态度的纲领”。　　在现代性哲学中，黑格尔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使现代性摆脱过去那种认为它处于哲学范围之外的看法的影响，并使之上升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　　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他不断的追求根源，探求本质，他的世界似乎是形而上学终结后的重生，他的“存在”和“思想”始终与“真实”之间存在着一种隔阂。　　后现代主义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原意指建筑学中对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批判、背离和抛弃，后来普遍的用在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等诸多领域中相似的思潮中。　　总结各种艺术形态下所相关的西方哲学思想，为研究素描的“多态性”提供了有依据的思想根源，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当代素描而言，我们的思维不再执着于所钟情的某种素描体系，更多的是对当前形势和历史经验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