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直伴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加快投资，经济活动的市场空间也在不断扩张。传统研究侧重于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的直接拉动效应，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更应该强调间接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引入体现经济地理距离和空间的重要因素——交通基础设施和市场获得，两者共同决定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研究从指标度量出发，构建了多层面的理论模型，主要从经济增长、国内贸易、工资率以及产业区位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全方位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和市场获得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机制和影响贡献。　　经济地理要素的度量与现状。一方面，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我国交通基础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促进的两阶段模式:即在5年期内，前三年为单向的增长促进投资(增长→投资)，而后两年为双向的投资与增长相互促进(投资()增长)，这为我国各级政府的投资决策提供了经验值。另一方面，市场获得在我国区域层面体现出非均衡分布，即由东部向中、西部呈现阶梯型递减，且差异性趋势并不存在时期收敛。　　经济地理要素对内贸影响的实证分析。内贸需求成为我国经济平衡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的网络带动效应在长期的作用要高于短期的投资拉动效应。实证发现，两个中间品市场获得和外部最终品市场获得对内贸具有一致的促进作用。在政策意义上，鉴于内贸市场存在区域失衡，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布局调整，可以改变我国区域层面市场获得的空间分布，进而引导跨区域贸易以市场获得空间为导向的平衡发展。　　经济地理要素对工资率影响的实证分析。实证考察发现我国地区工资差异与最终品、中间品市场获得的区域差异分布保持一致;多个类型市场获得都较具说服力地促进了工资率的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和东部沿海地区本身较大的市场获得都会引起经济集聚发展，使得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集聚，并促进生产率以及工资率等要素成本的提升:而集聚效应的累积机制又进一步促进东部地区的市场获得空间，并导致工资率的地区差异化。　　经济地理要素对产业区位影响实证分析。实证考察发现中间品和最终品市场获得从不同层面构成了产业区位差异选择的动因，中间品市场获得对西部地区的重要性更大，在东部企业投资更注重最终品市场获得;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克服自然壁垒对产业发展作用显著，其边际贡献率在东西部也存在差异，因而交通基础投资应在注重结构合理和区域协调下进行科学决策。　　经济地理要素影响投资决策的政策分析。在市场获得基础上引入交易壁垒来阐述了地区投资行为的博弈机制，并通过设定“投资——增长趋同”的联动模型，使贸易壁垒成为投资平衡发展和增长趋同的阻力因素，经济差距化又会反馈促进投资的地区差距竞赛。结论认为各地方政府的相互赶超战略容易导致投资过度，因此需要抑制俱乐部式竞赛机制，科学决策交通基础设施的总体水平和投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