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迭、移动终端的普及、资本的快速介入等新技术和资本的影响,网络直播行业快速发展、日臻成熟,在传统媒体时代并不常见的直播活动,如今也似“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媒介技术的赋能下,长期以来被置于边缘的广大农民同时拥有了当下最时兴的娱乐方式和表达渠道。他们借助直播分享乡村日常生活、展示乡村文化、传达乡土观念,他们由“沉默的他者”摇身一变成为自我言说、自我呈现的主播,更甚者,他们之中的一批人还逐渐习得了新的致富手段,“手机变成了新农具,直播变成了新农活,数据变成了新农资”。然而,当一大批农民被直播行业所带来的新的创收方式所吸引,纷纷涌入该领域时,乡村主播日益成为平台的数字劳工。“劳工化”不仅造成了其本身权益的缺失,压制了乡村直播的内在活力,更重要的是影响着网络直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限制了互联网数字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价值的发挥,故而对乡村直播劳工化问题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主要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乡村主播这一群体进行分析,重点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乡村主播“劳工化”问题进行探究。文中首先从乡村主播的两种“身份”——生产者与消费者出发,分析其劳动形式认为,乡村主播具有自愿性劳动、非雇佣关系、生产资料的数字化、劳动时间的自由性、生产与消费一体、算法与流量控制等数字劳动特征,而这种无偿劳动、直播平台的潜在剥削与用户情感的商业化的机制使乡村主播走向“劳工化”之路。但究其根本,乡村主播参与动机是驱动其成为数字劳工并产生劳工化趋势的重要因素,这种“参与”不仅是乡村主播主动为之还表现在平台的隐性控制,具体而言,自我形象的呈现与塑造、自我实现与社会资本的获取是乡村主播劳工化参与的心理动机,娱乐消遣、集体狂欢网络场域的构建和流量控制带来的“网红”的成名想象,揭示了平台对乡村主播的隐性控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乡村直播体现出多种正向价值,但多方资本融合之下产生的诸如法律危机、用户隐私权泄露、侵权以及劳动异化等多种问题应予以重视。增强媒介素养、担负企业责任、发挥政府职能是多主体共同协作,妥善处理“劳工化”问题的关键。如此,乡村主播才能有效利用直播这一工具发挥技术赋权的媒介功能,摆脱数字资本的陷阱、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对于平台而言,也只有这样,才能走向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路径,获得发展的同时,实现平台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