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唐开始，中国文化就呈现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发展态势，但儒、释、道三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并非三足鼎立，而是在不同的时期，彼此起伏消长，呈动态发展之势。儒、释、道三家在宋代的发展，以儒学与禅学的联系更为密切。宋儒在建构理学的过程中，大量地接受了佛禅思想，以致后人对宋代理学有“外儒内禅”的评价。宋代禅学以儒证禅、禅僧儒士化的现象也比较明显。宋代理禅融会的文化现象造就了宋文化的特质，进而对作为宋代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发生影响。宋代诗、词、文三种主要的文学形式中，以宋诗最能体现出理禅融会的文化背景及因此形成的宋文化特质对它的影响。检讨现有的宋诗文化学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分别从理学和禅学的角度研究宋诗，学者们已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从理学和禅学相融会的角度来研究宋诗的论著则很少见，这种研究局面，与理禅融会的文化背景下的宋诗学面貌极不相称。本论文试图对这个问题做一点尝试性的研究，这是论文选题的动机所在。 本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和总结三部分，其中正文共六章。 绪论部分介绍本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基础、研究内容及试图解决的问题。 第一章：梳理理学与禅学在宋代的发展轨迹，分别描述宋代文人与理学和禅学的关联。这是本论文的立论基础。 第二章：阐述宋代理学与禅学的交相融会，揭示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宋文化特质，概括为：治心养气的心性涵养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体悟内省的思维方式和平淡恬静的审美观四个方面。这是支持本论文的理论基石。 第三章：揭示理禅融会下的宋诗学理论。首先，以宋代文学家与理学家为考察对象，揭示宋人的诗道观；其次，揭示宋人的诗学艺术思维特征，分别是：“静观”的取材方式、“妙悟”的诗学构思论、主张“活法”的诗歌表达论、“活参”与“亲证”相结合的诗歌欣赏论；再次，认为宋诗在表现内容上有所加强与侧重的两个方面是：理性意识的加强和表现幽微琐细题材的兴趣；最后，分析宋诗以平淡、老成、古雅为主的诗歌审美境界。这是本论文的核心。 第四章到第六章是本论文的个案研究。 第四章：描述理学、禅学与北宋前期诗。北宋前期是理学的草创时期。本章描述理学、禅学分别与同时期诗人欧阳修、梅尧臣、宋初三先生、杨亿和诗僧智圆及其诗歌的关联。 第五章：描述北宋后期的王安石、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与理学、禅学的关联。王安石早期的诗歌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精神，晚年退居江宁以后则写了一些深造佛理的诗篇。黄庭坚是站在理学、禅学与宋诗学交接处的人物，他的诗歌体现了他对澄明本心及涵养功夫的体认与追求，理学的理性精神与佛禅的反理性精神在他的诗作中也有所体现。理禅融会的文化特质对江西诗派的影响体现在：内敛的心理倾向、平淡恬静的诗歌境界、细致入微的物象描写、奇警的句法结构和重意不重象的创作倾向。 第六章：描述理禅融会与南宋诗。揭示南宋前期理学兴盛与宋诗中兴局面同步出现的原因，认为理学家与文学家的某些相融共通处是主要因素。讨论理禅融会与朱熹诗，认为朱熹的诗学观深受其理学思想的影响，其诗歌创作可分为两个方面，即理学家朱熹的诗与诗人朱熹的诗，只有将两者统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朱熹形象。讨论杨万里诗与理禅的关系，认为杨万里的以昧论诗在实质上与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一脉相承。诚斋体的理性诗思是理学思想沾溉的结果，诚斋体的灵动活脱来自于禅学的影响。讨论江湖诗人与理禅融会，认为思想上的理学印痕与行为上的谒客举止间的巨大反差，造成了江湖诗人的双重裂变人格，他们的诗学思想及创作实践也受到了理禅的影响，重视创作者对“气”的涵养，追求平和冲淡的诗歌风格。最后描述了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的诗歌面貌以及《镰洛风雅》的编选宗旨和概貌。 总结部分的结论是：宋代理禅融会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宋文化的若干特质，进而对宋代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都发生着影响，这是形成宋代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特色的重要的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