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应对全球生态系统变化,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己成为摆在世界各国和经济体面前的共同课题。环境问题从其产生之初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一方面是研究领域的综合性,环境问题已深切的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无一不受其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是研究地域的综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其国内单独进行环境问题的研究与解决,现今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的研究与解决都显现出国际化的身影。因此,响应环保号召、实施环境行为已经成为企业必须考虑的战略问题,尤其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主体,其国际化进程必然受到环境问题的规范和制约,尤其是在建立海外子公司的决策中,母国和东道国的环境规制和市场需求会影响跨国公司对环境问题的响应,进而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绩效。在经济全球化和绿色经济盛行的背景下,本文综合现有研究结果,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建立了制度——产业——企业互动下的企业环境态度影响因素模型。结合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漂绿”实际,剖析了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环境态度的战略需求因素,并探讨了企业环境态度的外界感知差异的来源及生成机制,分析了影响外界感知差异的因素。基于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环境态度的综合理论考察,本文建立了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环境态度绩效影响理论模型,并以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和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实证研究发现：1、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环境态度促进了其在东道国市场的绩效。具体结论为：防御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预防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积极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环境态度的外界感知升级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环境态度的外界感知降级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2、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环境合法性在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具体结论为：环境合法性在防御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合法性在预防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合法性在积极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合法性在环境态度的外界感知升级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合法性在环境态度的外界感知降级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3、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无形资产在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具体结论为：无形资产在防御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无形资产在预防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无形资产在积极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无形资产在环境态度的外界感知升级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无形资产在环境态度的外界感知降级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4、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资源冗余调节了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体结论为：资源冗余未调节防御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资源冗余调节了预防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资源冗余调节了积极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资源冗余调节了环境态度外界感知升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资源冗余未调节环境态度外界感知降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5、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吸收能力调节了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体结论为：同化能力未调节防御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化能力调节了预防型环境态度、积极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化能力未调节环境态度外界感知升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化能力未调节环境态度外界感知降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转换能力未调节防御型环境态度、预防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转换能力调节了积极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转换能力调节了环境态度外界感知升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转换能力未调节环境态度外界感知降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利用能力调节了防御型环境态度、预防型环境态度、积极型环境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利用能力未调节环境态度外界感知升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利用能力未调节环境态度外界感知降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创新和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本研究建立了制度——产业——企业互动下的企业环境态度影响因素模型,完善了传统关于企业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其次,以往研究多数只关注企业环境态度本身,现有文献缺少对外界感知的企业环境态度的差异的关注,尤其是消费者感知的企业环境态度,本研究充实了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环境态度的外界感知差异的内涵,分析了环境态度的外界感知差异的来源和生成机制；最后本研究将环境态度的外界感知差异纳入企业环境态度的绩效影响理论模型,搭建了消费者与企业之间互动的分析框架。受现实研究条件与本人自身学术研究水平所限,本论文依然不可避免的存在待改进内容。对此,本文在第九章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可以继续展开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