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库区农业人口比重大、经济水平低下、生态环境脆弱、水环境形势严峻。随着库区后期规划的实施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生活污水排放量也随之增加。尽管在污水处理设施上有国家政策的扶持,但库区独特的地形地貌、欠发达的经济水平和落后的环境意识,使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供给的瓶颈凸现,严重制约了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本文依托国家“十一五”水专项,以三峡库区重庆段15个重点区县为研究区域,以重庆市九龙坡区金凤镇为库区典型村落,采取理论与实证结合、调查与统计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对比与分析结合等方法,分析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特性及供给模式,探讨了三峡库区农村污水处理和农户水环境意识对污水处理设施供给的影响,重点从三峡库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供给现状和制约其供给的瓶颈,剖析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供给困境,并从污水处理与设施供给的耦合角度,探索了破解困境的途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统计分析表明,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其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明显增加,各区县生活污水有处理设施人口比例仅为0～8.13%,其余为无下水、无处理设施。现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比例最高的是经济相对较发达的渝北区,而万州区、奉节县几乎没有任何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三峡库区经济较发达的区县已成为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的重点区域,急需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与设施供给的长效机制。(2)实证分析表明,重庆市九龙坡金凤镇属典型的山地环境且村民居住分散,污水处理技术工艺的设计不仅要考虑村民居住分散而且要考虑山地环境。该镇设计的4种污水处理工艺充分考虑了村民的居住特点和当地的山地环境,且经济实用,操作简便。但该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依托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试点,具有项目导向性,其资金的来源全由政府财政供给,因此建设很快且目前运营良好。(3)理论分析表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具有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等自然属性；在经济属性上表现为资产的专用性、产权的混乱性与外部性。结合对其公共物品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研究,其主要供给主体对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与设施的供给表现为：县级以上政府在追求GDP的政绩考核下,缺乏供给动力；对乡镇基层政府而言,供给难度大,不愿供给；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号召能力退化,对于其供给显得无能为力；由于村民有“搭便车”的思想,认为其供给是政府的责任而依赖政府供给。国外发达国家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供给中积累了很多先进的经验,主要有加强立法、强化政府责任。(4)问卷调查表明,三峡库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供给有赖于村民生活污水处理意识的提升。在对该区域村民环境意识和对生活污水认知的调查研究发现：库区村民的环境知识、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三者之间不尽一致；环境保护的行为大多还只停留在“呼吁”层面,要真正将保护环境的观念转化为保护环境的内在动力和自觉行为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村民对农村生活污水的认知程度较低,而村民作为设施的主要供给主体,其参与的积极程度与设施供给的有效性密切相关,成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供给的主要障碍。(5)理论分析表明,权力延伸程度的局限、污染主体的有限理性、信息手段的落后、“熟人社会”格局的规束、制度机制的缺失和第四权力的“缺位”是构成各个参与主体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信息“鸿沟”,它们制约着各参与主体参与供给的积极性,从而成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供给的重要瓶颈。(6)以耦合理论为视角,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与设施供给的耦合动力出发,以立法与监管模式、教育与宣传模式为耦合保障,从财政为主,主体多元的筹资模式、政府引导,村民参与的建设模式和产权明晰,权责一致的管护模式进行了耦合路径设计,以破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供给困境。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在于：将农村生活污水研究的内容从污水的产排特征、处理技术工艺等,延伸到处理设施供给和管理制度创新,拓宽了农村污水的处理与管理内涵。运用环境管理学、技术经济学、社会行为学等学科知识,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调查与统计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对比与分析相结合的多维方法架构,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供给的“硬件”条件和“软件”环境为主线,探寻适合库区山地村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供给的长效机制。从农村生活污水产排特征、处理工艺与设施特性出发,研究了三峡库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供给困境,并从耦合动力、耦合保障与耦合路径等视角,探寻了破解污水处理设施供给困境的方法。但限于时间与条件,本文未能对耦合动力、耦合保障与耦合路径等进行实例量化,将在今后的继续研究中予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