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村干部微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中纪委2018-2020年通报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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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将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分子。然而,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国家政策资源不断向农村倾斜,很多扶贫、惠农政策落实到农民个人手中都需经过村干部这一环节,村干部派生性权力越来越大,对农村“三资”的管理权限和惠农政策执行裁量权也在逐渐扩大。因此,很多村干部未能守住职业道德底线,肆意利用村民委托的公共权力捞取好处,在工作中采取克扣留取、套取资金、消极应付等措施为个人谋私利,甚至成为“村霸”,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公然挑战政府权威和法律威严,直接或间接地侵害群众切身利益,引发乡村内部矛盾,破坏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村干部微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成为我国乡村振兴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本文以村干部微腐败现象为研究对象,遵循发现问题—厘清现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行文思路,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同时借鉴西方学者关于微腐败研究的成果,提出当前我国村干部微腐败问题的内在本质。首先,本文明确微腐败和村干部的内涵,规定乡村村干部这一职位所包含的职位范围。其次,从学理的角度论述村干部这一双重身份在乡村场域下的角色定位与利益冲突。在乡村自治情境中,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实质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委托依附”关系,双方权责过度悬殊,村民委托权益难以保障,导致监督失效、信息不对称、合约不完全等问题出现,村干部也正是凭借这些漏洞实施微腐败行为。然后,本文通过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8—2020年村干部微腐败典型通报案例的分析,发现村干部微腐败的表现形式包括贪污侵占、优厚亲友及他人、索贿受贿、违规收费、挪用资金、涉黑涉恶腐败、失职失责等类型。其次,村干部微腐败案件还呈现出以下特征:案件空间分布呈异质性;村干部合谋腐败和个体腐败形式两者兼具,其中个体腐败案件居多;村干部“一把手”腐败案件频发。此外,对各类村干部微腐败案件进行深入探究,总结村干部微腐败行为表现、腐败过程、腐败结果、腐败心理等因素,发现村干部微腐败的动机非常复杂,既有村干部自利动机下的“为私”型腐败,还有法律观念缺失、乡村财务困境多重现实因素耦合下的“为公”型腐败和风险规避下的“综合型”微腐败。基于现实层面和学理层面的思考,发现村干部微腐败行为产生原因如下: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委托代理失灵,在委托依附关系下双方权责失衡,与村干部村干部权力无序扩张相应的是村民自治权利日渐式微;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乡村信息资源围绕村干部为核心,呈序差格局分布,村干部掌握大量信息资源,而且村干部倾向于垄断信息资源,将村务公开渠道形式化运作,使普通村民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激励机制缺失、村干部激励机制不完善和双重角色界限不明晰,极易导致利益冲突,产生以公共利益弥补个人私利的冲动;内外部监督缺失,反腐败法律法规不完善,无法及时遏制村干部权力扩张;乡村官本位风气和宗法制观念浓厚,村干部具有独特的个人权威,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之下,村民对村干部微腐败行为纵容和默许的态度助长了村干部微腐败行为。综上,在深入剖析村干部微腐败行为的基础上,对村干部微腐败问题行综合分析和靶向治理,重塑代理权,优化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从制度层面为村级监督赋能,同时合理划定村干部职权范围;借用新媒体形式提高村务公开透明性,保障村民知情权,提高双方信息对称性;设置科学的村干部绩效评估体系和村干部激励机制;建立立体式监督机制,完善反腐败法律法规,加强上级指导和监督,促进村民民主评议制度常态化和规范化;加强基层干部廉政教育,提高村干部法律意识和清廉观念,塑造积极的乡村政治生态氛围;适当加大乡村办公经费收入力度,防止村干部在村级经费运转不灵困境之下产生挪用村级资金的冲动。从上述几个层面,提出行之有效的治理对策,综合推进和同向发力,实现效应叠加,打通乡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从根源上解决村干部微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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