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饮食男女等行为。日常生活叙事,就是以人的日常生活为内容的叙述。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常生活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纵观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日常生活作为生活实体与整体并未引起文学界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十七年文学”,由于国家政治强权话语对文学创作的渗透,小说的叙事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的原生形态,而过分地凸显文学的教化功能与“工具性”作用,否定人的正常物质欲求,拒绝表现小说的消遣、娱乐功能,以理想代替现实,以精神代替物质,以阶级性代替人性的复杂多样,日常生活叙事走向了“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宏大叙事,也使“十七年文学”中的小说充满急功近利、政治狂热的乌托邦色彩。具体表现在“十七年文学”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叙事,是通过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国家意志强制推行,对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改造而完成的。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小说叙事中的日常生活场景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自在性的本体性意义,与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相融合,从而形成两种叙事立场,即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改造或诗化张扬,在叙事内容上,呈现革命—物质,革命—情爱的二元对立。其实,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关和彼此隔离的生活领域,方面日常生活必然受到非日常生活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非日常生活在个体的选择中也打上日常生活的烙印。所以,立足于对“十七年文学”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叙事考察,以及与当下日常生活叙事现状的些许比较,得出：“日常生活”可以在文学中被解放,但是对“日常生活”的理性思考不能松懈,对日常生活进行理性的提升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总之,本论文针对十七年文学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叙事进行考察,凸显政治化、集团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向社会微观层面的渗透和展开,从日常生活叙事的内容与叙事立场两方面对这一时期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叙事展开论述,最后与当下日常生活叙事现状做些许比较,最终提出“日常生活”构建的些许建议,特别是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所应该采取的理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