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一场“礼仪之争”掀起中西文化的碰撞。其中“敬孔”与“祭祖”问题是礼仪之争的争论中心。1664年爆发杨光先教案，9月清廷对耶稣会士审讯，当时在京的传教士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驱逐，被流放至广州。受此教案牵连的传教士们共23人，其中大多数为耶稣会士，他们于1666年3月流放至广州，一直拘押至1671年。　　在这五年期间，他们召开了广州会议，为重返教区，制定新的传教政策做准备。在广州会议后，一位中国教徒李安当受耶稣会士委托，撰写了一份关于丧葬礼的指令性文件——《临丧出殡仪式》。从这份文件中看，纯粹的西方天主教葬礼逐渐被中国强大的本土礼仪所取代。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该文件与朱熹制定的《家礼》中的《丧礼》篇核心结构相似。　　本文即从此入手，通过这两份文件的对比，观察《临丧出殡仪式》与《家礼·丧礼》在结构与内容上异同，探视耶稣会士在这场礼仪之争中选择的立场和动机，其态度的转变是否与传教策略的调整有关。其次，中国的天主教丧葬礼存在一个本土化的过程，通过比对，研究中国天主教丧葬礼本土化出现的原因及形成的意义。最后，单薄的文件呈现的是复杂的礼仪规范，外在的礼仪形式蕴含了丰富的内在文化，从葬礼中探析中西死亡观念的巨大差异，可以在中西交流史上存在一些历史问题提供更广阔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