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其思想带有鲜明的民族本位色彩。其早期学术注重于诸子之学的义理发挥，后终以考证之作《刘向歆父子年谱》扬名史坛。此后数年间，钱穆著述不断，不出考证范畴，且多发表于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学报》，并被收入《古史辨》中，起到了为顾颉刚发起的疑古辨伪运动壮大声势的作用。从而一时之间，被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实证派史家引为同道。但随着内忧外患局势的加重，钱穆学术地位的日渐提高，其独立思想意识日渐明显，遂开始对实证派史学的学术宗旨、方法与实践进行批评。直至1940年，发表《国史大纲》一书，他点评当代史学流派，皆甚为不满，阐释了自己的民族本位思想，也站到了当时的史坛主流，即实证派史家的对立面。此为钱穆学术转变的一大要事。此后，钱穆回归自己所热衷的义理之学，开始为饱受指摘的中国历史文化鸣不平，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其思想的民族本位色彩亦更加浓厚，似与“国粹派”诸君相近。1949年，大陆政局剧变，钱穆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唯物史观，亦与追随国民政府退往台湾的“实证派”史家存有芥蒂。故而，他滞留香港，历尽艰辛，筚路蓝缕般的创办了新亚学院，自立学统，教学授徒，掀起了中国学术史上的光辉一页。钱穆虽教务繁重，但仍著述不断，且新亚学院成绩斐然，逐渐引起了台湾和美国汉学界的关注。他也利用一切时机，大力阐发自己的民族本位思想，影响日大。但时过境迁，中国与世界的政治和文化格局都已发生巨变。其思想的消极意义日渐显现，尤以“中国文化优越论”最具争议，但却颇合许多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人群的心态。本文首先介绍了钱穆民族本位思想形成时的学术背景，接着论述其学术历程和思想形成的过程和内容，对其民族本位思想在当时和时下的正面价值、负面影响进行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