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投资驱动型和出口拉动型经济难以为继,增强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在55%-65%之间波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值较低,人均消费仅为美国的1/14左右。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居民消费成为当前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愈发凸显和子女教育成本日益高涨,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成年已婚家庭来说,较大的养老负担和扶幼负担增加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特别是在我国普遍存在着较强的家庭伦理观念和血缘亲情观念,成年已婚家庭进行的代际扶持行为贯穿于经济主体的整个生命周期之中。其中“向上”的代际扶持主要体现为对老人的赡养。“向下”的代际扶持方面,中国父母尤其重视子女的教育,对子女寄予殷切希望,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从子女幼儿延续到成人。子女成年获得独立的经济能力后,父母仍要为其婚姻嫁娶提供扶持。中国式养老、中国式教育、中国式婚嫁所需的赡养、教育和婚姻等扶持行为对家庭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作为社会最重要的消费主体,其消费潜力受到抑制,无法充分释放。家庭代际扶持行为涉及到有限资源在跨代家庭成员之间的重新配置。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条件下,接受代际扶持的家庭成员数量增加会加重家庭负担,效用最大化的家庭为平滑消费会改变其消费与储蓄决策。众多学者在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下研究子女数量与老人数量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从研究结论看,现有研究对接受代际扶持的家庭成员数量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并未达成共识。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忽略了家庭成员质量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造成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确定,探讨微观家庭消费行为,不可忽略人口质量因素。在加入了老人健康水平、子女的受教育程度、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子女的婚姻状态等人口质量因素后,成年已婚家庭的代际扶持行为对家庭消费产生什么影响?我国的公共医疗保障和教育保障,是否可以作为家庭代际扶持的补充和替代,进而减轻家庭的代际扶持负担?父辈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在多大程度上挤占家庭其他非教育类消费?处于不同教育阶段的子女对家庭带来的负担有多大?“养老”与“扶幼”代际扶持行为的交互作用及相互替代性如何?子女婚姻状况如何影响家庭消费,未婚子女性别是否对家庭消费产生异质性影响?文章试图通过运用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构建涵盖有关家庭成员健康、教育与婚嫁信息的微观样本,聚焦人口质量因素,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成年已婚家庭对父辈和子女提供的代际扶持为切入点,基于已有研究,通过建立符合我国现实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人口质量、家庭“养老扶幼”代际扶持负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理论方面,本文主要以现代消费理论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对生命周期世代交叠模型进行扩展,将家庭成员人口质量纳入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成年已婚家庭的代际扶持行为对家庭消费决策产生的影响,并对“养老”与“扶幼”代际扶持行为的交互作用及相互替代性进行分析。实证方面,本文主要使用来自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CFPS),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最小二乘估计、托宾估计方法、Logit模型等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实证结果做出了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使实证结果更具说服力。通过理论和实证的综合分析,探究人口质量、代际扶持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并深入探究我国教育、医疗公共社会保障政策在居民消费潜力释放方面的影响。全文共分8章。第1章是导论;第2章是文献综述;第3章对我国居民的消费现状和代际扶持现状进行分析;第4章分析老人健康、养老保障对子代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第5章分析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第6章分析养老与扶幼代际扶持行为之间的交互与替代作用;第7章分析子女婚姻状况与家庭消费的关系;第8章是结论、政策建议。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以老年成员的健康状况作为衡量老人质量的变量,构建包含老人质量的世代交叠模型。实证研究发现老人健康状况显著影响家庭消费与家庭净消费。老人健康状况越差,家庭对老人的赡养负担越重,预防性储蓄动机越强,对家庭消费的挤出越多。与无老人的家庭相比,老人健康状况较好的家庭消费降低13.44%,老人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消费降低18.55%。养老负担在城乡间差别不大,“家庭养老”未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第二,将父辈的公共社会保障状况纳入子代家庭的消费效用函数中,以医疗保险为例,研究了向上代际扶持与家庭消费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父辈参加医疗保险的子代家庭,其消费显著高于父辈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子代家庭消费,处理组比控制组家庭消费显著提高18%左右。父辈参加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子代家庭消费,医疗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家庭养老,减轻子代家庭的养老负担,公共社会保障效应具有溢出性和家庭外部性,为我国公共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建设提供了实证依据。女儿与儿子养老负担在城乡间表现出显著差异,城市中父代有保险的女儿家庭消费比没有保险的家庭消费平均提高53%,儿子的家庭消费提高40%,女儿在家庭养老中承担的责任高于儿子。该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城乡和区域差异。第三,将父辈对子代的教育期望、子女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子女质量的指标,按照子女受教育阶段对样本进行划分,分别研究了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家庭“向下”代际扶持与消费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父辈对子女的高质量期望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与非教育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子女入学主要通过挤出非教育支出而增加预防性储蓄的方式降低家庭消费。父辈期望也主要通过挤出非教育支出的方式,通过增加预防性储蓄,显著提高了家庭教育储蓄,显著降低家庭非教育消费10562元,约占对照组家庭非教育消费的18.65%。且与子女入学相比,父辈期望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等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有大学生子女的家庭与无大学生子女的家庭在消费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该影响在城乡之间、不同收入等级家庭之间均无显著差异。目前国家完善的奖/助学金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贫困学生“学有所依”,家庭对子女的高等教育投入负担在减小。第四,将老人质量与子女质量统一纳入世代交叠模型,分析双向代际扶持之间的交互与替代作用。从交互作用来看,养老负担和扶幼负担越重,家庭消费降低越多。对子女的质量期望每提高一个层级,家庭消费降低约1.6%,对子女质量期望越高的家庭,消费降低越多。若老人身体较为健康,则不会影响家庭消费,只有当老人健康欠佳时,才会降低家庭消费,降幅大约为4.8%。在无入学子女的条件下,老年成员健康状况每降低一个等级,家庭消费降低约0.6%。与养老负担相比,扶幼负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养老(扶幼)负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仅与其自身有关,而且与扶幼(养老)负担相关。即对子女质量投入最多,老年成员健康最差的家庭,消费降低最多。扶幼消费会挤出养老消费,在家庭收入约束下,扶幼代际扶持行为优先于养老代际扶持行为。第五,将子女的婚姻状态涵盖到人口质量的范畴内,研究了子女的婚姻状况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结婚与否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影响,未婚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个,家庭消费降低约9.18%。未婚子女年龄每增加一岁,家庭消费降低约1.19%。与未婚子女数量相比,未婚子女年龄对消费的影响更显著。相对于仅有未婚女孩的家庭来说,有未婚男孩的家庭消费多降低4.41%,这与我国家庭传统婚姻观念相符,父辈“为子女结婚而储蓄”因子女性别差异存在异质性,儿子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要大于女儿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和城乡差别。根据以上分析,给出本文的政策建议。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各项公共保障政策,削减代际扶持行为对已婚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促进家庭消费潜力释放。首先,在减轻养老负担方面,进一步完善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发挥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对“家庭养老”的替代作用,进一步加快完善商业养老保险与养老保险计划,缓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带来的压力,减轻子代家庭赡养老人的医疗和养老负担。其次,积极发挥教育帮扶政策的作用,稳定家庭教育投入预期,着力减少家庭教育预防性储蓄,减轻家庭扶幼负担,提高家庭消费能力和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校内支出受到严格控制的背景下,要避免校内教育支出“减负”无法弥补校外支出“增负”的现象。教育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与社会团体、企业金融系统的资助合作,简化手续流程,严格落实各类助学项目,进一步减轻贫困家庭负担。最后,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居民婚嫁进行理性消费,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彩礼观,不流于形式,不倡导攀比风、不追随奢华风,倡导健康的婚嫁消费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