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对黑恶势力的严厉打击,国家相继出台了诸多法律及相关文件,确定了明确的刑事政策。《关于办理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简称《办理恶势力意见》）发布后,为司法机关的认定提供明确的指导。紧接着《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简称《办理软暴力意见》）发布,更进一步明确了涉“软暴力”的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标准,同时也明确一直作为司法非正式用语的“软暴力”有了“半正式”的地位,“软暴力”手段与具体罪名的对应也一一得到明确,“软暴力”手段对恶势力组织的认定作用以及量刑的重复评价问题也得到了正面回应和明确规定。《办理恶势力意见》、《办理软暴力意见》施行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诸多在黑恶势力组织、“软暴力”认定方面的问题。但在施行一段时间后,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因文件施行后的新问题逐渐在司法实践中显现出来。本文从裁判文书网中得到的数据进行趋势性分析,概括至目前的相关犯罪的大体趋势,总结为强迫交易罪、涉“软暴力”犯罪、涉“软暴力”的强迫交易罪的数量均在2019年大幅度增加。从中选取了2020年1月至2020年7月中与“软暴力”、强迫交易罪密切相关的57份判决,并对该57份判决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概括当前在强迫交易罪中“软暴力”认定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司法机关认定涉“软暴力”犯罪中对不同主体采取相同认定标准,二是“软暴力”行为类型认定扩大、认定标准降低。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对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浅拙的分析,主要为“软暴力”行为本身形式多样且行为,同时也有《办理软暴力意见》中的表述存在分歧。本文进一步将上述问题抽象概括司法实践中涉“软暴力”犯罪认定问题,均指向一个问题,即司法实践中对“软暴力”认定呈扩张趋势,过度凸显刑事政策的影响,重刑主义明显。对上述问题的原因,本文总结为规范表述的混乱、司法机关对刑事政策的过度理解等。在认定涉“软暴力”犯罪时,其核心是对“软暴力”造成的危害进行衡量和分析,因此,本文将问题解决的重心置于结合犯罪主体对“软暴力”行为评价标准进行限缩,主要从司法角度入手。针对普通犯罪主体的行为评价标准,即对《办理软暴力意见》第一条关于“软暴力”含义的规定中的危害标准进行修改,删除“足以”,将“软暴力”的危害后果由可能性修改为现实性,并对此修改建议的合理性进行阐述;针对特殊犯罪主体“软暴力”行为评价标准,大体上仍适用《办理软暴力意见》第三条,但对其中第（三）项主体进行限缩修改。实证分析强调立足不典型而反观典型以丰富规则。因此,全面分析实际案例,发现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即使该问题占据少数,仍应注重该问题的分析,完善规则。通过分析强迫交易罪中“软暴力”认定问题,发现《办理软暴力意见》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此加以完善,确保在运用刑罚处罚手段时兼顾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坚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