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危险犯一直被指责侵犯人身自由，但在立法上不断增设相关罪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其指责甚至无视这些抽象危险犯，不如在肯定其可罚性的基础上研究对其处罚范围进行合理界定与限缩。本文在对我国的抽象危险犯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国外关于抽象危险犯处罚范围的立法例与司法操作，以抽象危险犯的处罚根据——限缩——限缩路径为基本路径展开本文论述。抽象危险犯的处罚范围本质上与如何认识抽象危险犯的处罚根据有关，因此本文的第一部分探讨了抽象危险犯的处罚根据，并对处罚根据的主要学说形式说与实质说进行了逐一分析，从法益保护与处罚范围限定的角度对形式说提出了质疑，在分析了实质说后，笔者认为我国应提倡实质说。第二部分主要探讨抽象危险犯处罚范围限缩的原因及法律基础与现实基础。对抽则。现实基础是我国的二元法律结构、重刑化的刑罚结构决定了抽象危险犯的处罚范围只能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应受刑法处罚的违法行为，而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则为抽象危险犯处罚范围的限缩提供了政策依据与路径指导。第三部分是关于抽象危险犯处罚范围限缩的域外规定，旨在通过对域外抽象危险犯处罚范围界定的介评对我国抽象危险犯的处罚范围界定以有益启示。第四部分对我国抽象危险犯处罚范围限缩路径做了一些探讨，认为我国对抽象危险犯的处罚范围限缩的路径应分为立法路径与司法路径。立法路径为创设特殊中止犯；转向处分与通告制度；运用客观处罚条件。司法路径为排除危险或故意免除处罚；对抽象危险犯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对抽象危险犯的未遂形态慎重处罚；在司法操作中运用自由裁量权合理界定个案的处罚范围，实现实质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