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纵贯其一生,不论是学术思想还是社会实践,皆不出儒家“内圣外王”这一模式。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主要研究方法,从道德观、教育观和乡村建设运动三个方面对梁漱溟“内圣外王”思想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深入的剖析,并且挖掘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道德观是梁漱溟“内圣外王”思想的基础。在道德观上,梁漱溟致力于重建儒家道德主义传统,解决现代性危机,为人们找回安身立命之所。在新儒学心性论上,他主张人性本善,指出了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途径：只有生命灵通,个体才能向善；只有复兴礼乐,建设伦理本位的社会,才能使社会至善。在对道德的界定上,他突破了一般人把道德视为枯燥、拘谨、远离生活的看法,而是认为“道德是生命的和谐,是人生的艺术”；在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上,他认为道德虽无宗教之体却有宗教之用,因此提出了在中国社会“以道德代宗教”的构想。在道德层次上,他作出了“道德之俗”与“道德之真”的划分,认为一时一地的道德是“道德之俗”,本乎内心自觉自律而行事的道德才是“道德之真”,这是道德自由的最高境界。在道德修养问题上,他认为儒家之学是修养之学,道德修养是从自然人到道德人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重视慎独、反求诸己等修养方法。梁漱溟的道德观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思想“内圣”的一面。教育是梁漱溟从“内圣”走向“外王”的重要路径。在教育观上,梁漱溟以生命哲学为基础,认为教育之本在于启发人心向上；通过对中西教育之比较,他认为西方知识教育是用,中国情志教育是体,整全的教育应该是两者不可偏废的教育,教育“要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通过对新式教育的批评,他认为教育既要合于教育的道理,又要合于人生的道理,反对教育脱离社会、教育贵族化、教育商业化、教育制裁化等取向。乡村教育是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在梁漱溟“内圣”走向“外王”的过程中,乡村教育起了十分重要作用。梁氏尤其重视对广大乡村居民的人生教育与道德教育,他试图以此提高广大乡村居民的道德水平,培育他们的理性精神,为乡村现代性找到价值依托,最终实现化成天下的理想。因此,乡村教育集中体现了梁漱溟“内圣”思想与“外王”实践的有机结合。乡村建设运动是梁漱溟“内圣外王”思想的实践模式。他认为中国的政治问题说到底是文化问题,文化复兴即是民族复兴。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质是“老根发新芽”,在他看来,这是改造中国的有效途径。在乡村建设的依据上,他立足于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独到分析——“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在乡村建设的进路上,他选择“从理性求组织”。他通过对传统“乡约”的创造性转化,建立了新的组织构造——村学乡学,作为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载体。村学乡学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既富有西方文化的团体精神,同时又容纳了中国两大长处——伦理主义和人生向上。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原则上,他设想“以礼俗代法律”,认为法律只适合于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而礼俗才是中国伦理社会的最佳选择。在乡村建设的目标设计上,他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礼俗社会。总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集中体现了是他学术思想“外王”的一面。总之,梁漱溟先生的思想学说蕴藏着儒学“内圣外王”的精神实质。而且,梁氏的“内圣外王”之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相通之处,尤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德性生命、对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等皆具有重要的价值。